成都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
成都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１９９３年１月２２日成都市人民政府令第３０号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保障城市建设顺利进行，保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成都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凡在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因城市建设需要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均适用本实施细则。
第三条 城市房屋拆迁，应当遵循、服从城市规划，有利于旧城改造，适应城市住房制度改革。
第四条 拆迁人（指取得《拆迁许可证》的建设单位和个人）必须依照本实施细则规定，对被拆迁人（指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人或持有合法证照的使用人）给予补偿和安置，被拆迁人必须服从城市建设需要，在规定的期限内搬迁完毕。公安、教育、电信、供电和公用事业等部门应及时协助办理被拆迁人的户口迁移、学生转学、通讯和水、电、气供应等有关事宜。被拆迁人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应积极协助拆迁人做好拆迁安置工作。
第五条 市房地产管理局主管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工作。市房屋拆迁管理处主管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区（以下简称五区）内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工作；其它区（市）、县的房地产管理部门主管所辖城镇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工作。
第二章 拆迁管理一般规定
第六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需要拆迁城市房屋，必须持基本建设批准文件、建设用地定点通知书、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在原用地范围内进行建设不再增加建设用地的，持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国土部门的建设用地审核文件）、银行出具的建设项目资金证明等有关文件，以及拆迁安置方案（包括安置房屋的地点、面积、搬迁过渡方式和期限等），向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并领取《拆迁许可证》后，方可拆迁。
第七条 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应在接到拆迁申请之日起一周内审查完毕，对符合要求的发给《拆迁许可证》，并将拆迁人、拆迁范围、搬迁期限、拆迁工作人员等在拆迁范围内予以公告。房屋拆迁需要变更土地使用权的，必须依法向国土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
第八条 拆迁人领得《拆迁许可证》后，必须在一个月内向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报送被拆迁人登记册。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可以办理公证，并送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备案。拆迁由房地产管理部门依法代管的房屋。其拆迁协议必须公证，并送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存档。
第九条 被委托代办拆迁的单位，经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审查批准。领得《代办拆迁许可证》后方可代办拆迁。严禁个人或未经批准的单位代办拆迁。
拆迁人委托代办拆迁的，拆迁人向被委托拆迁单位缴纳拆迁安置费总额１．５％的代办费，向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缴纳管理费。
第十条 经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市政基础设施重点工程项目，需要拆迁的，可由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建设项目领导机构统一组织；房屋拆迁主管部门采用招标、协议的方式确定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进行拆迁。凡直接用于工程拆迁安置的房源，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凭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出具的审查证明，向有关部门办理有关费用的减免手续。
第十一条 一次性建议项目开发公司进行房屋拆迁，须对被拆迁人进行一次性安置，并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采取招标或协议方式确定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代办拆迁。
第十二条 拆迁人应对建设用地范围内的被拆迁人进行登记，并申请区公安局或县（市）公安局办理封户手续。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应将封户范围及时书面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房屋产权管理部门和房地产交易所。凡在拆迁封户范围内，从封户（含临时封户）之日起必须停止办理居民户口的迁入和分户，停止进行房地产交易活动，停止办理工商营业执照，被拆迁人不得改变房屋的结构和使用性质。拆迁封户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拆迁人持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建设用地定点通知书和规划红线图到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登记后，向拆迁所在地的区公安分局或县（市）公安局申请临时封户，公安部门在收到申请后一周内予以审核，经批准后，持批文到当地公安派出所办理临时封户手续。
（二）临时封户时间，除特殊情况外，不得超过六个月，逾期应当解除。建设项目因故停止，拆迁人应当立即书面通知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和当地公安机关。
（三）拆迁人领得《拆迁许可证》后向拆迁所在地的区公安分局或县（市）公安局申请正式封户。经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市政基础设施重点工程项目实施拆迁的，以市人民政府公告予以封户，封户时间不得超过一年，如遇特殊情况，应予重新公告。
第十三条 在建设用地范围内正式停止户口迁入期间，下列情况准予入户：
（一）新出生的婴儿，其母亲户口在封户范围内的，或母亲系本市城镇户口但无住房，父户口在封户范围内的。
（二）经有关部门批准，家住封户范围内的离退休人员、落实政策人员、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结婚或离婚人员及刑满释放、被解除劳动教养人员。
第十四条 被拆迁人必须服从城市建设需要，按期搬迁，不得无故拖延或阻扰。拆迁中对补偿安置发生争议的，应按“先搬迁后解决问题”的原则执行。
第十五条 拆迁公告或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届满，被拆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搬迁，被拆迁房屋在五区范围内的，由市房屋拆迁管理处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作出责令限期限搬迁的决定。被拆迁房屋在其它区（市）县的，由所在区（市）县人民政府作出责令限期搬迁的决定。逾期不搬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会同公安等部门依照规定程序强制拆迁，或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强制拆迁前，拆迁人应向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或人民法院提供房屋和资金担保。行政强制拆迁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局会同市房地产管理局拟订。
第十六条 拆迁公告期内，有关当事人对被拆除房屋所有权、买卖、联营、合伙、租赁、落实私房政策和土地使用权等存在争议的，可申请人民法院或有关主管部门解决，不得影响房屋拆迁。但房屋拆除前拆迁当事人应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十七条 拆迁当事人如对房屋补偿安置持有争议，报批准拆迁的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进行调解或居间裁决。被拆迁人是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的，由同级人民政府居间裁决。拆迁当事人对房屋补偿安置裁决不服的，可在接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讼期间，拆迁人对被拆迁人已作安置或提供了过渡房屋的，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第十八条 拆迁前被拆除房屋的所有权已事实上发生转移或变更，但尚未办理产权变动登记或《房屋产权征》记载面积与房屋实际面积不符的，由市房屋产权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在收到申请后一个月内出具认定书。乡、镇企业的房屋和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居民的私有房屋，以《农房使用证》记载的正房面积为准。无《农房使用证》的，五区范围内由被拆近人持原有权审批部门出具的建房批准文件向市房屋产权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房屋面积以市房屋产权管理部门认定为准。其它区（市）县由被拆迁人向所在地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房屋面积以所在地房地产管理部门认定为难。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由拆迁人给予工料补偿。
拆除违法建筑，不予补偿。
第十九条 五区范围内的私有房屋，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改建成扩建后增加的面积，由市房屋产权管理部门在《房屋产权证》上批注。城市建设拆迁时，拆迁人按照房地产管理部门的评估价予以补偿。
第二十条 拆除出租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过渡期间的租金损失，由拆迁人按规定给予补偿。
拆除私有出租房屋实行产权调换后，租赁双方可按原约定的租金标准执行；需重新议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
过渡期间租金补偿标准和私有出租房屋拆迁后的租金标准，由市房地产管理局每年公布一次。
第二十一条 拆除围墙、水井、树木和炉灶等，按照《房屋价格评估办法》和其它有关规定补偿，无规定的由拆迁当事人协商，作适当经济补偿。
拆迁人必须按照城市规划要求，拆除建设用地红线内所有需拆除的房屋和其它拆除物，一处房屋或拆除物位于两个或两个以上拆迁人建设用地范围内的，由拆迁人按照用地红线划定的比例负责拆除。
第二十二条 被拆迁人搬迁，由拆迁人按户发给搬家费。私有房屋以每份《房屋产权证》（不含共有权保持证）为一户，公有房屋以每份《公用租用证》为一户，封户前实际已分户并分开生活的被拆迁人，可按实际分户数确定。
被拆迁人因搬迁占用工作时间，由拆迁人出具三天请假证明，因请假影响个人收入部分，由拆迁人发给。
第二十三条 拆除以出让方式有偿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房屋，偿还给房屋所有人的安置房屋，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仍以出让取得予以登记，并按被拆除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剩余年限确定其用地期限。
第三章 住宅房屋的拆迁
第二十四条 拆除城市公有住房或私有住房，被拆迁人应当服从城市规划，接受安置房屋的地点。拆迁人对房屋使用人参照原居住面积，本着“拆一还一”的原则进行安置，对房屋所有人用安置使用人的房屋与其被拆除房屋相等建筑面积进行产权调换。产权调换后，在被拆除房屋相等的建筑面积内，被拆除房屋以房地产管理部门评估价为准，安置房屋以新建住房基本造价为准结算差价。在确保公、私房产权调换的前提下，允许被拆迁人向拆迁人购买安置的房屋。房屋所有人放弃房屋产权和安置的，由拆迁人按照新建住房商品价给予经济补偿。
第二十五条 拆除按政府落实私房政策应予腾退尚未退还的住房，拆迁人对房屋使用人参照原居住面积进行安置，安置的房屋由使用人或使用人所在单位按规定向拆迁人购买；房屋所有人在他处已有房屋，不需安置的，拆迁人可按照新建住房综合价给予经济补偿。房屋所有人或其直系亲属户口在本城镇，住房确有困难的，由拆迁人用与被拆除房屋相等建筑面积与其进行产权调换，并按规定结算差价。
第二十六条 拆除由政府代管的房屋，除安置房屋使用人外，拆迁人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交付被拆除代管房屋的再建费。
第二十七条 房屋产权调换时，拆迁人和房屋所有人必须签订产权调换协议书，送房屋产权管理部门注销被拆除房屋的产权证。产权调换办法如下：
（一）拆除公有住房，由拆迁人用安置使用人的房屋与公有房屋所有人的房屋相等建筑面积进行产权调换。
企业单位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偿还房屋与被拆除房屋相等建筑面积的部分，偿还房屋以新建住房基本造价为准，被拆除房屋以房地产管理部门评估价为准，互相结算差价。用安置使用人的房屋进行产权调换后的不足部份，由拆迁人按照新建住房商品价对房屋所有人给予经济补偿。
（二）拆除私有自住房屋，由拆迁人安置房屋与私房所有人被拆除房屋进行等面积的产权调换。偿还房屋与原私有自住房屋相等的建筑面积部分，由拆迁当事人按本条（一）项规定结算差价。原私有自住房屋不足调换一套相近套型的房屋时，不足部分由私房所有人按规定购买。
（三）拆除补贴出售给个人的住房，房屋所有人按照有关规定向原补贴单位补足价款，取得房屋完全产权后，方可与安置的房屋进行产权调换。调换办法和私有自住房屋相同。
（四）补贴出售住房的所有人不要求房屋产权调换，也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与原售房单位解除补贴出售房屋的买卖合同，缴销原补贴出售房屋产权证，房屋产权归原售房单位所有，由拆迁人按拆除公有住居的规定办理拆迁事宜。
（五）拆除职工在房改中购买拥有部分产权的房屋，其补偿安置办法由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和市房地产管理局另行拟订。
（六）拆除私有出租住房（含其它非自住房屋，下同），实行产权调换。偿还房屋与原出租房屋相等建筑面积部分，由拆迁当事人按本条有关拆除企事业单位房屋的规定结算差价。偿还房屋与原出租房屋产权调换后，超出的面积，由房屋所有人按规定购买，房屋所有人不愿购买的，原出租房屋由拆迁人按照综合价给予经济补偿。原私房所有人自愿放弃产权调换的面积，由拆迁人按照综合价给予补偿。房屋所有人不愿放弃产权的，实行产权调换，产权调换后房屋所有人与使用人的租赁关系继续保持。过渡后进行安置的，过渡期间不连续计算租期。因拆迁而引起原租赁合同条款变动的，租赁双方须持变动后的合同，到安置房屋所在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私房所有人不得强行逼撵住户搬迁，发生租赁纠纷时，当事人可申请房地产管理部门调解，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八条 被拆迁人购买安置的住房（以被拆除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按新建住房基本造价确定价格：
（一）在一环路以内或原地、就近进行安置，安置房屋超出原房面积十平方米以内的；
（二）在一环路以外至二环路以内进行安置，安置房屋超出原房面积二十平方米以内的；
（三）在二环路以外进行安置，安置房屋超出原房面积二十五平方米以内的。
第二十九条 被拆迁人购买安置的住房，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按新建住房综合价确定价格：
（一）在一环路以内或原地、就近进行安置，安置房屋超出原房面积十平方米以上二十平方米以内的；
（二）在一环路以外至二环路以内进行安置，安置房屋超出原房面积二十平方米以上三十平方以内的；
（三）在二环路以外进行安置，安置房屋超出原房面积二十五平方米以上三十五平方米以内的。
第三十条 被拆迁人购买安置的住房，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按新建住房商品价确定价格：
（一）在一环路以内或原地、就近进行安置，安置房屋超出原房面积二十平方米以上的；
（二）在一环路以外至二环路以内进行安置，安置房屋超出原房面积三十平方米以上的；
（三）在二环路以外进行安置，安置房屋超出原房面积三十五平方米以上的。
第三十一条 拆除公有住房，房屋使用人若被分户安置，且购买安置的房屋，应按分户后每户常住人口分摊原房屋建筑面积后，再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条的规定确定购房价格。
第三十二条 购买安置住房的付款办法：
（一）被拆迁人向拆迁人购买安置的住房，由拆迁当事人双方签订协议，一次性或第一次付款，由拆迁人向被拆迁人收取。以后分期付款的，由售房人和购房人按年度分别结算。
（二）购房时一次性付清的，优惠房价款总额的２０％。两年付清优惠１０％。
（三）分期付款的，购房时必须缴纳总价款的３０％，余款缴纳不得超过五年，每年必须缴纳总价款的１４％。
（四）新建住房出售的价格（基本造价、综合价、商品价）由市房地产管理局定期公布。新建楼房售价，根据当时公布的价格，按照下列标准计算楼层差价：
１．底楼每户有小院的上浮２％，无小院的不浮动；
２．二、四楼上浮３％；
３．三楼上浮５％；
４．五楼不浮动；
５．六楼下浮７％；
６．七楼及以上楼层下浮１０％。
实行产权调换的房屋，按照以上标准进行全额补差。
（五）拆迁安置中，对严重病残和年老体弱的住户，在楼层上给予适当照顾，一户被安置两套以上楼户的，在楼层上兼搭安置。
（六）拆除公有住房、房屋使用人放弃安置的，可由拆迁人予以奖励，奖励标准另行规定。
（七）拆迁人修建用于安置被拆迁人的住房，在同一建设用地范围内，其基本生活（指水、电、气）应与建设单位新建的职工宿舍标准一致。
第三十三条 由拆迁人解决过渡住房的，临时过渡期超过一年半后，拆迁人应向被拆迁人按月发给过渡补贴费。
被拆迁人自行过渡的，过渡期超过一年半后，拆迁人应向被拆迁人按月加发一倍的过渡补助费。
第四章 非住宅房屋的拆迁
第三十四条 拆除非住宅房屋，按照城市规划准予原地安置的，必须原地或就近安置。房屋产权调换时，在原房屋相等建筑面积内，分别核定房价，被拆除房屋以房地产管理部门评估价为准，安置房屋以新建非住宅房屋基本造价为准，互相结算；超出被拆除房屋原面积部分，由被拆迁人按新建非住宅房屋商品价购买。
第三十五条 拆除非住宅房屋，按照城市规划应予异地安置的，必须异地安置。
在一环路范围内进行安置或原地、就近安置的，房屋产权调换时，除按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结算新旧房屋的差价，并按新建非住宅房屋商品价购买超出原房建筑面积的部分外，根据口岸变化情况，上述非住宅房屋价格，可在３０％以内上下浮动。
在其它地区安置的，房屋产权调换时，在原房相等建筑面积内互不补差；超出原房面积部分，由被拆迁人按新建非住宅基本造价购买。
第三十六条 原房屋所有人或承租人将自营房屋作为联营合伙场所的，拆迁人只对被拆除房屋所有人或承租人进行补偿安置，对参与联营合伙的地方不予补偿安置。但拆迁安置后不影响联营合伙协议的履行。
第三十七条 被拆迁人购买被安置的非住宅房屋，付款办法如下：
（一）一次性安置的，购房时被拆迁人应一次性付清房价款，并优惠房价款总额的２０％。过渡后安置的，签订拆迁协议时必须缴纳房价款总额的４０％，余款应在交付安置房屋时全部付清。
（二）新建非住宅房屋出售的价格（基本造价、商品价）由市房地产管理局定期公布。
第三十八条 非住宅房屋的认定，以拆迁封户前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和《房屋产权证》（包括《公房租用证》或房屋租赁合同）记载的性质为准。
第三十九条 出租的非住宅房屋，在拆迁过渡期间不连续计算原租赁合同的租期。
第四十条 拆除商业性质的房屋，过渡房屋因口岸差异造成经济损失的，由拆迁人按拆迁范围内被拆迁人的职工（含退休人员）三个月平均工资总额给予一次性补偿，其中过渡期超过一年半以后，每一年加发补偿费一次。
拆除商业、生产性质的房屋，不能解决过渡房屋的，停业停工期间，由拆迁人补偿被拆迁人的职工（含退休人员）的基本工资、粮肉副食品补贴费、福利费。对个人租赁、承包经营的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从停业之日起拆迁人及承租或承包人不负担承包费，对个体工商户，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从业人数为准，按月发给补偿费。补偿从停业停工之日起，到安置房屋交付后的二个月止。补偿期间被拆迁人须将营业执照交拆迁人代为保存，并由拆迁人出具证明交被拆迁人向税务机关申办免税手续。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四十一条 被拆迁人在正式拆迁动员会后十天以内搬迁的（包括自找过渡房屋、由拆迁人安排过渡房屋、由拆迁人一次安置定居的），由拆迁人分别给予奖励。奖励标准由市居地产管理局另行制定。
第四十二条 拆迁人单方违反协议给被拆迁人造成经济损失的，由拆迁人负责赔偿，并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处以一千元至二万元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拆迁人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拆迁期限或擅自延长过渡期限的，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一干元至二万元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代办拆迁单位违反本细则给拆迁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并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处以五百元至一万元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被拆迁人不按期搬迁或不实行拆迁安置协议给拆迁人造成经济损失的，由被拆迁人负责赔偿，并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处以五十元至五千元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罚款收入上缴当地财政部门。
第四十七条 拆迁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书之日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八条 被拆迁人辱骂、殴打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工作人员，阻碍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条 房屋所有人实施危旧住房改造，需要房屋使用人临时搬迁的，不适用本细则的规定，但应向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登记备案，发生纠纷时拆迁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裁决。
第五十一条 本细则所称“以内”，均包括本数。
第五十二条 统征土地后，对被拆迁人房屋的补偿安置参照本细则办理。
第五十三条 龙泉驿区、青白江区和其它县（市）可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五十四条 本细则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成都市房地产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五条 本细则自一九九三年二月一日施行。本细则实施前，凡已领取《拆迁许可证》，并开始实施房屋拆迁的，仍按本市原有拆迁规定执行；逾期尚未实施房屋拆迁的，按本细则执行。
警惕调解的滥用和强制趋势
周永坤
调解历来是中国特别钟情的纠纷解决制度，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高调解率为学界和社会所诟病，这是对偏重调解的人治传统的反思。在这一态势下，民事案件的调解率逐年下降，全国一审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从71.73%下降到2002年的30.32%，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但是，步入新世纪前后，调解再次受到追捧。法院的民商事案件调解率开始摆脱有此项统计以来连续14年的下降势头，从2002年开始呈现上扬态势， 2006年上半年，一些地方法院甚至出现了“无判决”现象，这是很可忧虑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股“调解旋风”正在走出民商事案件向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领域蔓延。调解的滥用与强制化正在日益严重地侵蚀着刚刚起步的法治机体。
调解的蔓延、特别是强制调解的兴起是建立在对调解的二大误读之上的。
第一，调解不是东方社会所特有，它是欠发达社会普遍性的制度，这已为现代法人类学所证实。澳大利亚的土著马努斯人（Manus people）原先的主要纠纷解决方式是“械斗、突袭以及短暂的媾和仪式”组成，后来他们从殖民者那里学习到了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机制：将它交给一个独立的仲裁者， 这事实上是一个调解程序。可见调解是单纯依靠实力解决纠纷的野蛮行为的文明替代品。在非洲习惯法体制下，调解是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 菲律宾吕宋岛的伊富高人除杀人案进行血亲复仇外，其他的纠纷都用调解。 印第安人的部落社会也通行调解。 西南太平洋上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的美拉尼亚人也钟爱调解。
人们将调解作为东方专利的思想很可能来自对古希腊社会的误解，仿佛古希腊没有调解，其实不然，调解同样是古希腊主要的纠纷解决制度。《荷马史诗》开头就是一个关于调解的故事。国王阿伽门农起先答应将美丽无比的布里塞伊斯作为战利品分配给英雄阿基琉斯，后来这小子看到布里塞伊斯貌若天仙起了色心，遂撕毁前约，向阿基琉斯讨要布里塞伊斯，阿基琉斯当然不买账。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一场流血冲突即将爆发的时候，先是雅典娜劝说阿基琉斯别动手，接着是涅斯托尔在两人间进行调解，化解了一场流血纷争。 至于希腊社会何以较早结束了调解的历史，答案只有一个：它的城邦制度是一个法治社会，在法治社会里，调解只能退居次要地位。这一理由同样适用于解释古罗马为什么有发达的判决和式微的调解制度。
第二，调解是落后的文化遗存，不是先进的法律文化。人们常常将调解理解为对现代性反思的产物，或者将它视为和谐文化（与判决相比）的一部分，这并不准确。恰恰相反，在现代，调解是落伍的法律文化。作为纠纷解决制度，调解具有“前国家”性，它是在一个结构简单的小型社会里的主导性纠纷解决制度，在国家产生以后，它退居于社会自治领域，在国家层面，调解只应该对判决起到“拾遗补缺”作用。东方调解（特别是官府的调解）的发达与长久，这不是东方的优势，恰恰是东方的劣势。与判决相比，调解有其内在的弱点。
（1）调解的非规则性与非程序性。日本和美国的学者都将调解归之于非规范的纠纷解决机制。从我国调解的实践来看，它也是非规范与非程序的，我们所理解的调解的优势其实都是建立在它的非规范性与非程序性之上的。就调解的过程来说，它本身没有一定的程式，一切都以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为归指。调解的内容的正当性不是来源于法律规则，而是双方的认同，这就势必造成结果对规则的偏离。调解的非规则性与非程序性本身对于纠纷的公平解决不利。由于遵守规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对这一原则的违反必然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产生潜在的威胁。（2）调解常常牺牲公正。对于这一点，西方学者多有论述。程序正义研究的佼佼者贝勒斯就指出程序正义的原则在协商式程序（包括调解）中不适用，因此，协商解决纠纷的方法起码基于两条理由是缺乏公平的：“其一，一方当事人可能比另一方当事人拥有更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bargaining power）。其二，由于形式正义不适用，因此，与特定某人就相同问题进行协商的不同的个人，可能就无法得到比较正义。” （3）调解也存在执行难。随着调解的增加、特别是强制性调解的发展，调解的执行难问题已经露出水面，相信随着强制调解的进一步发展，由调解所产生的执行难问题及其它的社会问题将日益显性化。调解解决执行难其实是以牺牲规范和公正为代价的，一旦当事人知道在调解中失去了规范所给予的权利或者上了对方的圈套，则反悔在所难免。时下不准反悔制度的确立，将纠纷延续到了执行阶段。同时由于调解与判决相较在程序上的劣势，它出错的可能性更大，这也埋下了执行难的隐患。（4）调解并不经济。如果一切天遂人愿，则调解无疑比判决要来得经济，但是这只是理想。就成本而言，法院的调解成本本身并不小，同时法院在计量调解的成本时是将社会成本忽略不计的。事实上，在所谓社会调解大格局的制度下，社会对调解的成本投入是相当高昂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制、乡镇司法所的建制、司法局的投入、乡镇政府的投入等等，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如果我们将这些成本投入到法院，相信将产生经济得多的效益。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强制调解的政策导向本身通过当事人的利益计量，转化为一种调解的成本，当强制调解成为一项公开的制度设计的时候，调解的成本将成倍增加。还有，我们计量成本的时候忘记了那些调解失败的案件。在那些案件中，调解的成本是无限大的。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调解出错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判决，因此它就要支付比判决更高的“错误成本”。人们在计算调解的成本时往往只计算“直接成本”，而忘记“错误成本”。正确的计算方法应当是追求“直接成本”＋“错误成本”的最小化。（5）调解切断纠纷的功能被夸大。调解有利于切断纠纷、有利于和谐只是一种臆断。诚如罗马格言所谓“有好篱笆而后有好邻居”，只有在权利明确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和谐关系。许多调解协议、特别是强制性调解协议缺乏公平这个和谐的基本前提，它只是将纠纷掩盖起来，因此很有可能酝酿一场更大的纠纷。这在婚姻家庭纠纷中特别严重，最早提倡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美国已经将此类案件排除在调解范围之外， 而我国恰恰强调此类纠纷必须调解。（6）调解对公民人格的不良影响。对调解的比较优势的肯定是建立在传统的息讼、耻讼观念之上的。“息讼有利于和谐，争讼有损社会和谐”这种和谐观念本身是有问题的：它将和谐理解为建立在人的利他主义行为方式和社会最小利益冲突状态。我国古代儒家的和谐社会正是这种和谐，恰恰在儒家的和谐社会理想中，人们对诉讼普遍表示厌恶。对于这一点，我国民国时期的大法学家吴经熊有精当的研究。他将争讼视为“自然现象”，认为，“没有争讼，就不会有真理，也不会有公道。法律以争讼为发源地，以公道为皈依处。”吴经熊认为，过分强调通过调解息讼对公民的人格会有不良影响：一是容易形成双重人格；二是造成心理的压抑，使民心不和顺，容易走向极端。
我国法律规定了调解的自愿原则，这是非常正确与重要的。但是，我国现实的调解制度却具有相当的强制性，调解的强调化正在日益严重地侵害着我们刚刚起步的法治事业。调解的强制性起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有的法律法规规定调解是必经程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依本条规定，调解是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调解成了法官的义务。二是上诉程序与错案追究制度的结合，构成了迫使法官选择调解的强大的利益与精神压力。在当下的制度下，被改判或被驳回再审的案件将作为错案，一旦作为错案受到追究，法官失去的就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而调解可以避开错案追究的风险。三是调解在程序上排斥检察院的抗诉。对抗诉的排斥一方面强化了调解协议的强制性效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它减少了法官被追究错案责任的风险而提高了法官调解的积极性。四是行政诉讼中禁止调解制度的虚置。
现在，各地出台了一系列强化调解内部规定，这些规定进一步强化了调解的强制性。这些措施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在法院内强化调解的政策导向和利益机制，促使、甚至迫使法官调解。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将调解率作为考核内容，奖励高调解率者；规定调解为第一选择，甚至对个案规定最低调解次数，要求案案调解；规定硬性调解率指标。（2）动员法院外部力量参与调解，借助社会力量迫使当事人接受调解。（3）对当事人施以利益压力。例如，有的法院规定撤诉可以退还一半诉讼费，如果双方当事人都坚决要求减少诉讼费，法院对于选择调解的当事人许诺以适当少收诉讼费。更多的是对当事人施以利益“威慑”，法官以“背对背”的方式告知双方当事人判决对他的不利后果，例如，败诉、执行难等等，迫使当事人从利益考虑选择调解。
动员社会影响与政府权力参与的人民调解本身有阻隔权利人走向司法的消极作用，这本身是一个人权问题；法院的强制调解无疑构成对权利人权利的冲击。强制性调解其实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有害的遗产。我国古代衙门就通过对原告的关押甚至刑罚威慑来阻拦当事人走向司法。现代社会，强制调解是被禁止的行为。1960年日本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就宣布民事案件的“强制调解”是违宪的。
强制调解对人权法治构成严重的冲击。
首先，强制调解不利纠纷公平解决，这是由于调解本身的非程序性与强制调解的“准暴力性”所造成的；其次，强制调解侵犯了公民的权利，这包括程序性权利和实体性权利；再次，强制调解对法治的根本价值构成威胁，强制调解威胁法律的至上性，强制调解排斥了公众对纠纷解决过程的参与这一法治的基本要求，强制调解对法院和法官的地位的冲击。因为在强制调解中法官扮演的不是裁判官的角色，而是行政官、甚至是一个自利的商人的角色，同时，强制调解使法官成为司法外权力的工具，使法官深深陷入社会之网中，对法官的人格也构成负面影响。强制调解一方面强化了法院的行政功能，它也强化了法院内部结构的行政化趋势。
总之，调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制度，它是小型社会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在人类社会组织化的过程中，调解退化为一种基层社会的自治制度，同时它也作为诉讼中当事人自愿选择的制度，具有相当的意义。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发挥与社会的政治原则有关。通常是法治社会与发达的裁判相伴，而人治社会则青睐调解，使调解具有强制性。我国发达的调解是与人治的社会样态相匹配的。钟情调解背后是单一的思维：人们只看到现实条件下调解比判决比较“好用”，人们忽略了它的基础：调解的优势是建立在人治社会之上的，它与人治社会相互促进，强制调解的发展必然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长远目标的实现更为艰难。
即使我们避开法治的基本价值——正义不谈，从单纯的息讼角度来看，在一个权利观念兴起的时代搞强制性的调解也是不行的。事情真有点吊诡：现代的息讼靠争讼。古代息讼的成功是以牺牲人的权利为代价的，是以人的权利麻木为条件的。当权利成为时代的特色的时候，当人的权利觉醒的时候，只有通过诉讼公平地分配权利与义务才是根本的息讼之道。
人们常常只是从工具理性的意义上来解读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单纯地将调解、法院作为达到社会目标的一个工具，这是非常片面的。社会是一个整体，纠纷解决制度与社会的关联主要是“意义”的、而不是“工具”的。所谓“意义”的关联是指纠纷解决制度本身是社会的一部分，它与社会是互动的。因此，我们在思考纠纷解决制度的时候，就不能仅仅考虑现实社会，而应当考虑未来社会——我们的社会理想，我们要找到一个有利于理想社会实现的纠纷解决制度。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路，我们就要寻找与这一长远目标相一致的纠纷解决制度，这个纠纷解决制度必须以法院的判决为核心，至于调解，则只能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禁止权力对人民调解的介入，并加强对它的法律规制，同时在法院的内外制度上保障法院调解的自愿原则的贯彻。
2006年11月3日于东吴研究室
周永坤,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周永坤教授“平民法理”法律博客http://guyan.fyfz.cn/blog/gu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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