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公共汽车电车客运管理条例
广东省广州市人大
广州市公共汽车电车客运管理条例
广州市人大
（2000年1月14日广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2000年3月30日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2000年6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公共汽车电车客运管理，维护公共客运交通秩序，保护服务设施完好，保障乘客与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公共汽车电车（含小公共汽车），是指在本市市区按照编码固定线路行驶、沿线设置停靠车站、供公众乘用的城市公用事业客运车辆。本条例所称的服务设施，是指车辆、车站、站牌、候车亭、保修场、配电设施、站务用房等。
第三条 在本市市区范围内，从事公共汽车电车客运发展规划的编制、服务设施建设与保护，以及营运、保修、使用公共汽车电车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公共汽车电车客运的发展，应当遵循全面规划、统一管理、服务公众、安全运行的原则。
第五条 市公用事业管理部门是本市公共汽车电车客运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
建设、规划、市政、公安、交通、工商、税务、环保、物价等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能协同实施本条例。
第二章 规划管理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市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需要，制定公共汽车电车客运发展规划，合理安排公共车电车站场、线路、运力等。公共汽车电车客运发展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根据公共汽车电车客运发展规划和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制定公共汽车电车客运服务设施建设计划，按照公共客运交通优先原则，科学合理地设置公共客运交通专用车道、港湾式停靠站等客运服务设施。公共汽车电车客运服务设施建设计划纳入本市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七条 公共汽车电车客运发展规划及服务设施建设计划，由公用事业管理部门编制，经有关部门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公用事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道路交通规划及客流量，合理安排公共汽车电车的运力。
第八条 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公共汽车电车停车场、车站、保修场等客运服务设施用地，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标准预留。未经有关法定程度批准不得改变其使用性质。
第九条 新城区开发、旧城区改造和火车站、公路客运站、客运码头、地铁总站、航空港和大型的商业区、旅游景点、文化娱乐场所、体育场馆等工程项目在规划、建设时，必须同时规划、建设公共汽车或者电车站场设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施工和验收，其建设费用纳入工程总
概算。
第十条 公共汽车电车客运服务设施建设工程项目的设计和施工，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及技术标准。其设计方案，建设单位应当征求公用事业管理部门意见。
公共汽车电车客运服务设施建设工程项目竣工后，公用事业管理部门应当参与验收。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一条 公共汽车电车营运线路设置和调整，应当符合公共汽车电车线网规划。
公共汽车电车线路的设置和调整，应当方便乘客乘车和转乘。中途车站的站距，一般为500米至800米。在同一中途车站停靠的线路，不得超过12条。
第十二条 常住人口在一万人以上、有公共汽车电车站场和通达站场道路的住宅区域，公用事业管理部门应当设置公共汽车或者电车线路。
第三章 资质管理
第十三条 公共汽车电车线路实行专营权管理制度。公共汽车电车线路专营权，由招标投标方式取得，其专营权受法律保护。
经营者通过前款规定取得的专营权，未经市人民政府批准，不得转让。
第十四条 申请从事公共汽车电车客运及其所属车辆的配套保修业务的，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取得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专营权；
（二）有相应的经营规模，符合技术标准的车辆，完好的保修设备和合格的从业人员；
（三）有符合规定的服务设施和固定场所；
（四）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资金；
（五）有健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
第十五条 从事公共汽车电车客运及其所属车辆的配套保修业务的，应当向公用事业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公用事业管理部门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二十日内对申请者进行资质审查，对符合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的，发给公共客运资质证书。申请者凭资质证书分别向工商、公安等行政管理部
门办理有关开业手续。
未取得资质证书的，不得从事公共汽车电车客运及其配套保修业务。
第十六条 经营者需要停业、歇业或者变更注册项目的，应当提前三十日报公用事业管理部门审批。经批准停业的，应当办理注销有关证照手续。
经营者领取营业执照满九十日尚未开展经营活动或者擅自停止经营活动的，由公用事业管理部门收回资质证书。
第十七条 非公共汽车电车劳动车辆不得在本市区从事公共汽车电车营运业务。
非公共汽车电车劳动车辆，不得在公共汽车电车线路沿途站场（车站）停靠或者上下客。
第四章 营运管理
第十八条 公共汽车电车客运的经营业务，包括定线编码及市区内包租、租凭车辆的营运服务。
经营者必须按照核准的线路营运，不得擅自改变或者中断。
临时设置或者调整营运线路的，应当向公用事业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公用事业管理部门收到申请后，应当以书面形式征求公安交通部门意见。公安交通部门应当自收到意见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书面答复；公用事业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答复。
调整、终止营运线路的，公用事业主管部门应当于实施前七日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 经营者在线路投入营运前，应当编制线路行车作业计划，报请公用事业管理部门批准后实施。
线路行车作业计划，应当对行经路线、停靠站点、开（收）车时间、配备车辆数、车辆发车时间间隔等作出规范。
第二十条 经营者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国家和省、市有关公共汽车电车营运管理规定，并接受公用事业管理部门的管理和监督；
（二）按照公用事业管理部门核准的行车作业计划和要求，组织运行；
（三）执行本市公共汽车电车服务规范和标准；
（四）执行物价部门核定的运价标准，使用公用事业管理部门与税务部门共同核准的统一票据；
（五）定期向公用事业管理部门填报营运统计报表。
从事公共汽车电车配套保修业务的，应当执行有关行业标准和工艺，对营运车辆严格执行保修和审验制度。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营者应当服从公用事业管理部门调派用车；
（一）市人民政府发出应急用车指令；
（二）抢险救灾；
（三）客流集散点运力不足。
第二十二条 投入营运的公共汽车电车车辆，必须持有公用事业管理部门统一印制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营运证》。未取得营运证的车辆，不得在本市从事公共汽车电车营运。
第二十三条 公共汽车电车从业人员，应当接受上岗培训，经公用事业管理部门考核合格的，发给上岗证件。
经营者不得安排未取得上岗证件的人员从事公共汽车电车经营服务。
第二十四条 营运证和上岗证件实行年审制度。营运证和上岗证件应当按照规定使用，不得伪造、冒领、重领、转借。
第二十五条 公共汽车电车营运从业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服从客运管理人员的管理和监督，遵守公共汽车电车服务规范，服从调度；
（二）按照核定的营运线路，在规定的车站上下客，不得越站或者在车站滞留候客；
（三）保持车容车貌整洁，安全文明行车；
（四）按照有关规定携带和使用证照；
（五）不得拒载、拉客、中途逐客；
（六）按照核定运价标准收费；
（七）车辆在运行中由于临时故障不能继续运行时，应当安排乘客免费转乘同线路营运车辆；
（八）协助、配合公安部门查处在公共汽车电车上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二十六条 乘客乘坐公共汽车电车，应当遵守公共汽车电车乘车规定。公共汽车电车乘车规定，由公用事业管理部门制定并公布。
公共汽车电车从业人员的服务，应当受到社会尊重。
第二十七条 禁止使用伪造、涂改、假冒、过期的乘车票证。
第二十八条 经营者、从业人员和乘客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权向公用事业管理部门投诉。投诉者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及证据。
经营者应当接受和受理乘客的监督和投诉，并配合公用事业管理部门查处违反本条例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 公用事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投诉管理制度，设置投诉专用电话，接受乘客投诉和社会监督。
公用事业管理部门应当自接到投诉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处理，并答复投诉者。
市公用事业管理部门行政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当佩戴值勤标志，并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第五章 设施管理
第三十条 住宅区域、火车站、公路客运站、客运码头、地铁总站、航空港、大型商业区、旅游景点、文化娱乐场所、体育场馆等配套的公共汽车电车站场，由公用事业管理部门实施管理。
前款站场，不得改变其使用功能。确需改变使用功能的，必须经有关法定程序批准。
第三十一条 公用事业管理部门应当在公共汽车电车站场（车站）划定车道标线，设置站牌、指示牌等标志，保持站场设施完整。
公共汽车电车站场（车站），应当以所在道路、标志性建（构）筑物、公共设施、文物古迹的标准名称冠名。
第三十二条 经营者应当按照公用事业管理部门核定的公共汽车电车线路、车型及车辆数，合理配置客运服务设施。
经营者未经公用事业管理部门批准，不得擅自设置、调整、拆除、占用站场（车站）等客运服务设施。
第三十三条 禁止下列行为：
（一）损坏、侵占公共汽车电车服务设施；
（二）在电车架线杆、馈线范围内修建建（构）筑物和堆放、悬挂物品；
（三）覆盖、涂改公共汽车电车站牌、标志牌和客运交通标志；
（四）在站场（车站）范围内，停放其它车辆、设置摊点、摆放物品等；
（五）其他危及公共汽车电车服务设施安全的行为。
第三十四条 公共汽车电车应当保持车容整洁，车况良好，服务设施、服务标志符合营运规定要求。
第三十五条 在公共汽车电车站场（车站）、车辆上设置广告，应当按照规定位置设置，不得覆盖车辆标志等服务设施。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用事业管理部门按照以下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反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处以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分别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并可责令停业；
（三）违反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停止营运，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处以五千元罚款，并可责令其停业；
（五）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五）、（六）项规定的，给予警告，分别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暂扣或者吊销营运从业人员的有关客运证照；
（六）违反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对经营者按违规人数每人处以二百元罚款；
（七）违反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给予警告，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八）违反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给予警告，并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前款所列有关条款规定，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损坏公共汽车电车或者服务设施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市人民政府撤销其专营权。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涉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公用事业管理部门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2000年6月1日起施行。
（2000年3月30日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了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请批准的《广州市公共汽车电车客运管理条例》，决定批准这个条例。由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议定的意见对法规文本修改后公布施行。
2000年4月26日
法治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之选择。法治化的推进离不开优质的法律服务大市场。就法律服务而言，其本身兼具“法律职业”和“服务业”双重属性。称其“法律职业”主因法律服务通常是由受过专门的法律教育，具备法律规定的任职条件的主体，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正义的一种职业。现大多数国家都已将法律服务纳入法律职业的范畴。称其“服务业”也不无理由，依据世贸组织《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法律服务属于商业服务中的专业服务，因而法律服务已成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法律服务主体大致包括：执业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专利、商标、税务、工商代理机构，社会法律咨询机构，企业法律顾问，外国律师驻华代表处，公证员，法律援助中心，司法鉴定中心，公民等。其中公民，在我国实施公民辩护代理等制度的基本条件和市场环境至今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法律服务市场尚未成熟完备的国情下，仍是我国法律服务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将在今后一段时期，甚至更长的时期发挥作用。但确切的讲，对法律服务市场监管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立法，对市场主体的准入并没有任何实质性限制，相关规定散见于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各部门颁行的大量规范性文件之中。且对一些问题立法还无刚性规定。如公民能否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虽在有些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中有禁止性规定，但未上升至法律行政法规层面。对此类合同效力各地法院认定标准也不一，终致纠纷裁判结果迥异。严重影响司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所幸的是，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请示》曾作出明确答复：“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的差旅等合法费用，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给予支持。”尽管这一答复在裁判文书中不宜直接引用，但司法实践中仍应贯彻执行。
公民代理有偿法律服务合同系一种民事合同关系，理应优先适用民事法律规范。《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而诚实信用原则正是民法中的“帝王条款”。《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事先，受托人也未冒充法律职业者，委托人也明知受托人不是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而且受托人收取费用后也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单就个案，委托人在受托人付出劳动后，为逃避代理费而故意毁约，其真实动因也并不是真正考虑到对国家法律秩序的维护，公民代理法律服务合同本身也无《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民事行为无效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法定事由的情形下，似乎成了公民代理有偿法律服务合同应获得支持的理由；但并不能无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存在。《律师法》第十三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1985年，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1985]82号法规性文件转发了《司法部关于加强法律服务机构统一管理的请示的通知》，明确了成立法律服务机构必须由主管单位申请，并经司法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审核批准等事项。1992年司法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以[1992]062号其他规范性文件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第三条明确规定：“公民个人一律不得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根据《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折有关规定，公民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担任被告人或当事人的辩护人、代理人参加诉讼活动，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不得籍此向被告人或者当事人收取报酬、也不得以此为谋生的手段。”。1993年司法部针对浙江省司法厅《关于个人经营法律服务业有关问题的请示》作出司法函（1993）340号《司法部关于公民个人未经批准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批复》，该批复规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司法部关于加强法律服务机构统一管理的请示的通知》（国办发[1985]82号）及1989年、1992年司法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对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管理的若干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司法行政机关是法律服务业的主管部门，行使统一的审批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目前除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其他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均不得面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而上述司发函[1992]062号和（1993）340号仅属于部门规章和行政法规、规章以外行政规范性文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故,人民法院也不能直接援引上述部门规章和行政法规、规章以外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来认定公民有偿法律服务合同无效。那么,司法实务中对此类合同纠纷到底该如何裁判呢？是秉持民法诚实信用的原则，还是维护法律服务市场的秩序?既需法益考量和利益衡量，还必须严格遵循法律适应的规则。《民法通则》、《合同法》与《律师法》系同一法律阶位，但从法所规范公民法律服务行为如辩护代理而言，《律师法》又是特别法，亦即只有符合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的条件，方可从事非法律职业公民代理辩护。而《民法通则》《合同法》是一般法，按照特别法由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选择适用《律师法》并无不当，可《律师法》、诉讼法等法律对公民有偿辩护代理确无禁止性规定。使公民有偿辩护代理行为无疑陷入“合法”与“违法”两可的地带。也使受诉法院裁判步入“两难”之境地。但绝不该回避这样一个现实：在目前法律服务市场中出现的“公民职业代理人”等突出问题，都直接或间接与公民代理辩护收费有关。有的甚至已异化成“司法黄牛”、“诉讼掮客”，轻者行政处罚，重者触犯刑律。民事审判虽应优先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但也不能无视属于法律渊源的其他相关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存在，行政具有优益权，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与辩护代理人在建立委托合同关系，受民法调整的同时，其又是行政管理中的相对方，本身也科以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上规定的义务。试想，如果允许公民代理人收取代理费用或劳务报酬“执业牟利”，与当今我国已有的法律服务市场较为严格的准入制度将有明显冲突；如果允许公民代理人收取代理费用或劳务报酬“执业牟利”，那么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职业从业资格的严格限制又有何必要？如果允许公民代理人收取代理费用或劳务报酬“执业牟利”，而随之发生的就是法律服务行业的混乱、公民代理的乱象、以及法律服务质量和水准的降低；如果某个公民真希望以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助更多的人，并借此获得相应报酬，那么就应当按照国家法律和行政规章的规定，满足特定条件，通过司法职业等特定考试成为一名获得行政许可的法律职业者；如果神圣法律殿堂“司法黄牛”、“诉讼掮客”也可涉足，那么法律服务市场和庄严法庭将会异变为公民代理“群魔乱舞”的舞台。正因之，对公民辩护代理等法律服务收费必须有必要的限制。笔者断想，最高人民法院给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上述答复的司法指导意义和法律实用价值概源于此。
新民诉法、新刑诉法对非法律职业公民辩护代理已作了进一步规范，公民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等有偿法律服务合同纠纷将会明显减少。但仍需谨防一些人通过“漂白”身份，再次混入到诉讼活动中来。对公民代理有偿法律内容合同的效力认定，虽不得依照部门规章确认其无效，但针对个案，在委托协议和辩护与代理活动中，只要是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籍此向当事人、向被告人收取报酬、作为谋生手段的“公民职业代理人”，无论其代理辩护资格是否适格，未兑现的报酬或代理费，均一律不予保护（正如法律所规定的超过诉讼时效已丧失实体意义上的胜诉权，该权利已丧失了国家司法强制力的保护系同一法理。);但可根据代理行为的完成情况和公民代理活动中所实际发生的那些合法性费用，仍可予以支持。
法官不得拒绝裁判。深刻领悟最高人民法院给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述答复的生成过程，似乎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无论审理合同案件还是侵权案件，无论认定合同的效力还是确定当事人的责任，都可能会遇到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和地方性规章的适用问题。针对个案要优先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同时，还必须兼顾对其他法律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适用和参照。在进行法益考量和利益衡量的基础上，正确行使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既要解决好法律规范冲突时的法律适用问题，又要正确处理好法律“空白”与法官“造法”的关系，以求得案件裁判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