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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案情简介

　　李某系某街道甲村村民委员会主任。2011年3月，甲村进行拆迁，拆迁工作由该街道办副主任徐某负责，李某协助街道办进行拆迁宣传动员工作。在拆迁过程中，一些拆迁户为了在拆迁事情上得到关照，希望李某到街道办打点打点，送给李某财物合计6万元。李某收受后，将这些财物全部送予徐某，徐某对这些拆迁户进行了帮助。李某上述行为如何定性，存在分歧。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李某构成介绍贿赂罪。这种观点认为，在客观方面，李某实施了在拆迁户与徐某之间沟通关系、撮合条件，使双方的贿赂事实得以实现的行为。拆迁户与徐某之间并不熟识，李某作为甲村村委会主任且配合此次拆迁工作，与拆迁户和徐某关系熟悉，拆迁户为了得到徐某关照，就需要李某进行牵线搭桥来向徐某行贿，事实上正是因为李某的沟通、撮合，才使得拆迁户与徐某之间的贿赂事实得以最终实现。此次拆迁中，系拆迁户主动找到李某请其到街道办打点，李某答应并进行沟通。在主观上，李某介绍贿赂的行为表现为间接故意，而其是否具有牟利的动机，在所不问。

　　第二种观点认为，李某不构成犯罪。虽然李某在拆迁户与徐某之间充当了中间人的作用，但实际上在此次拆迁过程中，徐某作为拆迁工作的负责人对于拆迁工作起到了决定作用，拆迁户也深知要想得到照顾必须由徐某答应，所以行贿的唯一目标很明确就是徐某；而李某在其中只是起到了中间转手作用，并未起到进行沟通、撮合作用。换句话说，拆迁户进行行贿完全可以通过其他人而非李某转送甚至自己亲自去送，行贿徐某的目的一样可以达到；转托李某去送，是因为李某与徐某有工作上的关系，经常可以见到面，比较方便的原因。主观上，李某是碍于村里关系情面，才帮忙转送给徐某钱物。

　　第三种观点认为，李某构成受贿罪。李某的行为是间接受贿行为，具体表现为受贿之后再行贿。本案中李某作为村民委员会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在拆迁过程中，拆迁户送给李某6万元钱物，李某收受，其受贿行为已经完成。虽然李某并未直接为拆迁户谋取利益，但是其利用拆迁工作所形成的与徐某工作关系的职务便利找到徐某，并送钱物给徐某，进而让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拆迁户谋取利益。李某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间接受贿行为，即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主观上，李某收受财物行为是一种直接故意，即明知拆迁户为谋取利益而送给其财物却仍然收受，并在事后为拆迁户打招呼谋取利益。至于李某将6万元全部送给徐某的行为，并不影响其受贿行为的认定，因为在这之前其受贿行为已经完成。而李某送6万元财物给徐某，是为了达到利用徐某职权上的便利帮助拆迁户谋取利益的目的，在客观上是一种行贿行为。主观上，李某为了帮助拆迁户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徐某财物，是一种直接故意。

　　三、笔者观点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上述三种观点的分歧在于对拆迁户送给李某6万元财物，李某进行帮助的行为的认定上，是撮合、转托还是利用职务便利的行为。从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李某作为村委会负责人协助人民政府进行拆迁工作，虽然只是负责宣传、动员工作，并不具有实质决定权，但是却由此形成了与徐某的工作关系，其完全可以利用这一职务便利为需要照顾的拆迁户向徐某说情。而拆迁户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才送给李某财物并请其向街道办打招呼帮助的。该种职务便利具体表现为在拆迁工作上徐某需要李某进行宣传动员，做好拆迁户的工作，由此李某对徐某也有一定的制约，而不是因为李某与徐某熟悉的便利所进行的撮合行为；另外，正是因为李某利用的是其职务上所形成的便利条件才决定了其行为也不是简单的转托关系。拆迁户送给李某6万元财物，请求李某向街道办打点打点，李某收受，实际上是李某对拆迁户谋取不正当利益行为所进行的承诺，是一种事前受贿，受贿行为已经完成。而后，李某将收受的6万元财物送给徐某，让徐某对拆迁户关照，徐某收受，这一行为中李某构成行贿，徐某构成受贿。
存款合同已履行，利息属实际储户

作者：彭箭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8月18日B4版刊登《假身份证存款利息如何处理》一文，该文作者认为，黄某故意以“潘汉年”的假名存款，导致存款关系无效，银行返还黄某本金，黄某自行承担利息损失。笔者认为本案黄某与银行实际履行了存款合同，银行应支付黄某存款本金及其利息。
　　
首先，本案黄某与银行已实际履行了存款合同，建立了事实上的存款关系。黄某以“潘汉年”假名与某银行建立存款合同关系，该合同因违反国务院颁布的《个人存款帐户实名制规定》强制性的规定，应属无效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合同应是在“潘汉年”与银行之间的无效。但实际中，黄某已交付存款于银行，银行也接受了该存款，并利用了该存款进行了金融市场运作，获取了利润，即黄某与银行已在实际履行存款合同，建立了事实上的存款合同关系，“潘汉年”与银行间的无效合同关系并不影响黄某与银行之间事实上的存款关系。依据该事实上的存款法律关系，产生的利息，属法定孳息，应归属于原物所有人，即应归本案黄某所有。

其次，银行没有占有该笔利息的法律依据。本案黄某以假名存款，未给银行造成任何损失，且银行实际上也已利用了黄某的存款进行金融市场运作，若利息仍归银行占有则无法显示公平。此外，根据《个人存款帐户实名制规定》第七条规定， 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其出示本人身份证件，进行核对，并登记其身份证件上的姓名和号码。　第九条还规定了金融机构违反本规定第七条规定的各种处罚，但该规定却未对储户违反规定的处罚，由此可见，银行在推行个人存款帐户实名制中应承担更多的义务，对储户的身份审查注意义务应当加强，而不能因审查不严反而获利。
　　
再次，实行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个人存款账户的真实性，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存单（折）遗失或毁损需要到金融机构挂失时、定期存款提前支取时、存单纠纷的诉讼中司法机关辨别存单的归属时实名与假名的混淆等弊端，同时也有利于遏制相关的违法犯罪。但如果对已履行的存款合同因假名违法而将利息判归银行所有，则不利于保护储户的利益。当然，黄某故意使用假身份证假名存款，如果给银行造成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黄某的行为不利于推行个人存款帐户实名制，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对黄某购买、使用伪造的居民身份证的行为可由公安部门给予行政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