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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


河北省人民政府令

[2005]第5号



　　《河北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已经2005年3月18日省政府第4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7月1日起施行。

　　　　　　　　　　　　　　　　　　　　　　　　　　　
省长　季允石
　　　　　　　　　　　　　　　　　　　　　　　　　
二00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河北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建立公正、透明的行政管理体制，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监督政府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政府信息，是指政府机关掌握的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以纸质、胶卷、磁带、磁盘以及其他电子存储材料等载体反映的内容。
　　本规定所称政府机关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派出机构以及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


　　第三条　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
　　政府信息公开应当遵循合法、真实、及时、便民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领导，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办公厅（室）负责组织本规定的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事部门、负责信息化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监察部门、政府法制机构以及其他有关政府机关，应当做好政府信息公开的研究、协调和推进工作。


　　第六条　各政府机关负责本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并指定本机关处理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机构，负责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具体职责包括：
　　（一）负责本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事宜；
　　（二）组织编制本机关的政府信息目录；
　　（三）受理和处理向本机关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四）保管、维护和更新或者督促本机关有关机构保管、维护、更新本机关的政府信息；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政府机关应当将处理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机构名称，报本级人民政府办公厅（室）备案。

第二章　公开范围





　　第七条　凡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有关的政府信息，均应当主动公开或者依申请公开。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
　　（一）属于国家秘密的；
　　（二）属于商业秘密或者公开后可能导致商业秘密被泄露的；
　　（三）属于个人隐私或者公开后可能导致对个人隐私造成不当侵害的；
　　（四）正在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的，但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与行政执法有关，公开后可能影响检查、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或者危及个人生命安全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
　　有前款（二）、（三）项规定情形的政府信息，权利人同意公开的，可以公开；有前款（四）、（五）项规定情形的政府信息，如果公开后具有明显的公共利益，并且不会造成实质性损害的，政府机关可以决定公开。


　　第八条　政府信息中含有不予公开的内容，但能够区分处理的，政府机关应当公开可以公开的内容。


　　第九条　政府机关应当编制本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目录，报本级人民政府办公厅（室）审查后，向社会公布。
　　政府机关应当逐步编制本机关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目录。政府信息目录应当适时调整和更新。


　　第十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规定，要求政府机关公开其主动公开、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以外的其他政府信息。政府机关应当依申请公开。


　　第十一条　政府机关拟作出的决策、制定的规定或者编制的规划、计划、方案等，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重大利益，或者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以及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在制定过程中，起草机关或者决策机关应当将草案向社会公开，充分听取公众意见。

第三章　公开形式和程序





　　第十二条　政府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采取相对固定的、便于公众获取的以下一种或者多种形式予以公开：
　　（一）政府公报或者其他公开发行的政府信息专刊；
　　（二）报刊、广播、电视、计算机信息网络等媒体；
　　（三）政府门户网站；
　　（四）公告栏、电子屏幕、电子触摸屏等设施；
　　（五）公共查阅室、资料索取点等场所；
　　（六）新闻发布会；
　　（七）其他便于公众及时、准确获取政府信息的形式。
　　适宜在互联网上公开的政府信息，有条件的政府机关应当在政府门户网站上予以公开。


　　第十三条　政府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于信息生成后10日内公开；因特殊原因不能公开的，公开时间不得迟于信息生成后30日。
　　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发生变化的，政府机关应当及时更新。


　　第十四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政府机关向其提供政府信息的，应当向掌握该信息的政府机关提出申请。申请人也可以通过信函、电报、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或者口头向有关政府机关提出申请。口头申请的，政府机关应当作好记录。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政府机关向其提供注册登记、税费缴纳、社会保障等方面与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的，应当持有效身份证件，向政府机关提交书面申请，并签名或者盖章。
　　申请应当包括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所需政府信息的内容等。


　　第十五条　政府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登记，并根据下列情形给予答复：
　　（一）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得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二）属于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
　　（三）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属于本机关掌握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能够确定该信息掌握机关的，应当告知其名称或者联系方式；
　　（四）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
　　（五）申请公开的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更改、补充申请。


　　第十六条　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可以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政府机关应当自登记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答复。
　　政府机关答复向申请人提供政府信息，可以当场提供的，应当当场提供；不能当场提供的，应当自答复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提供；不予提供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和救济途径。


　　第十七条　因信息资料处理等客观原因及其他正当理由，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或者提供政府信息的，经处理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机构负责人同意，可以将答复或者提供政府信息的期限适当延长，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


　　第十八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提供的政府信息属于本规定第七条第一款（二）、（三）项规定的情形，可能影响第三方权益的，除第三方已经书面向政府机关承诺同意公开的外，政府机关应当以书面形式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同意公开的，可以公开；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第三方在要求的期限内未作答复的，视为不同意公开。


　　第十九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与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不完整或者不相关的，可以要求政府机关予以更改。政府机关应当及时更改；不予更改的，应当说明理由和救济途径。受理的政府机关无权处理的，应当转送有权处理的政府机关处理，并告知申请人。


　　第二十条　政府机关提供政府信息，有条件的可以安排适当的场所，供申请人当场阅读或者自行抄录。
　　对阅读有障碍的残疾申请人，政府机关应当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二十一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选择以邮寄、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索取政府信息的，或者要求政府机关提供复制、打印等服务的，政府机关应当依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因技术原因无法依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政府信息的，政府机关可以采取符合该政府信息特点的形式提供。

第四章　管理和利用





　　第二十二条　政府机关应当将本机关处理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机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箱地址等向社会公开，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就政府信息公开事宜提出咨询。


　　第二十三条　政府信息免费向社会公开。政府机关答复申请人不予公开、不予提供的政府信息，不得再以有偿服务或者变相有偿服务的形式直接提供或者间接提供。
　　法律、法规对收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四条　政府机关依申请以邮寄、递送、复制、打印等方式提供政府信息的，可以收取实际发生的邮寄、递送、复制、打印等成本费用。具体收费项目和标准由省财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制定，收取的费用全部上缴财政。
　　申请人因经济条件困难，经本人申请、政府机关处理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机构负责人审核同意，可以免除费用。


　　第二十五条　政府机关未履行主动公开义务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要求政府机关及时公开，并可以向有关监督机关投诉。


　　第二十六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合法地开发、利用依法获得的政府信息。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办公厅（室）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按时公开或者提供政府信息的；
　　（二）不履行主动公开义务，不及时调整、更新主动公开内容的；
　　（三）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不真实的；
　　（四）对申请人隐瞒或者不提供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的；
　　（五）无正当理由不更正与申请人自身相关的信息的；
　　（六）对答复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形式提供的；
　　（七）未履行告知义务导致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八）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八条　政府机关违反规定收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物价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九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政府机关违反本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政府机关违反本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当事人或者第三方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条　乡镇人民政府的政府信息公开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2005年7月1日起施行。

正确的观点、缺憾的论证

——评郝铁川先生《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

李龙* 黄锫**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郝铁川先生《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的论点是正确的，但是论证过程中存在的缺憾使该论点所质有的说服力有所削减，且文中三个论据——“穷国无法治”、“愚昧无法治”、“乱世无法治”——显得有些偏激的表述方式不但催生了对表述内容本身的怀疑，而且存在被人误解以至利用的危险，进而无意间隐含了颠覆法治的力量。

关键词：法治 穷国无法治 愚昧无法治 乱世无法治




法治（依法治国）[1]当为时下法学界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这主要是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制度秩序的渴求以及中国法学界同仁对这种渴求的回应而发生。回应中因人而异必然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学说，也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心态，其中有些情绪不免激进偏颇。《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刊发了郝铁川先生《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以下简称“郝文”），文中对在回应声中存在的急躁情绪进行了分析和批驳。该文以三个决然性结论——“穷国无法治”、“愚昧无法治”、“乱世无法治”——为大前提，以我国的经济水平、文化素质和社会稳定状况三个方面的欠缺为小前提，并辅以大量的量化实证数据，推断出我国法治建设进程应当渐进的结论。单从其论点看来，其内涵应说是无可厚非，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中国法治进程的确不能一口气吃成胖子，不能翻演经济“大跃进”的闹剧。然而，玉亦有瑕疵，郝文论证过程中存在的缺憾使文中论点质有的说服力有所削减，且论证的三个大前提显得有些偏激的表述方式不但催生了对表述内容本身的怀疑，而且存在被人误解以至利用的危险，进而无意间隐含了颠覆法治的力量。以下本文将就郝文中所存在的一些缺憾以及中国法治的渐进性问题作一抛砖引玉的探讨。

一

讨论“法治”相关命题必须明确的一个前设是：什么是“法治”？这一前设的明确是讨论的基础，否则之后的论述就会如空中楼阁，水中浮萍，失去了对象所指，也失去了讨论的意义所在。

郝文在切入论证之前并没有集中笔力明确界定中国依法治国的具体所指，而只是从正文中零碎的提及：如在文章第（一）部分开头说道：“法律不同于道德的一大特点，就是前者的实现比后者需要更多的经济成本。因此，极言之，穷国无法治”。从前后的逻辑关系看来，郝文此处将“法治”视为“法律的实现”，这就类似于纯粹法学派创始人凯尔森所认为的：“法治原则并不保证政府统治之下的个人的自由，亦即创造法律与应用法律这两种职能之间的关系；它的目的是使后者与前者相一致。”[2]因此似可将其归属于实证主义法学的法治观点，偏向于形式主义法治。然而，在郝文第（三）部分写到“极而言之，乱世无法治（无正常的，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法治）……”。推敲看来，这里认为“正常的法治”是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这又可以归纳到自然法学性质的法治观点，偏向于实质主义法治。在同一文章中前后跳跃式出现两个具有不同价值趋向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相互排斥的法治概念，这不能不说会对论证的逻辑连贯性产生负面的影响。特别在我国目前转轨时期，法治建设刚刚开始步入轨道，千头万绪纠织在其中，“依法治国”虽然在政治层面上已经被确立，但实际上对于具体的含义还没有达成共识，发展的方向还没有完全的清晰和明确。因此，在具体论述中国的“依法治国”是否渐进时，如果没有对这个概念本身的事先明确，那么是否会陷入一种喃喃自语的尴尬处境呢？

进一步说，对于法治含义理解的不同甚至会导致对论证意义的摧毁。比如，在王人博的研究中，发现其实中国古代法家的思想已经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标准了[3]，夏勇的研究也发现法家的法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英国实证主义法学家拉兹（J.Raz）的法治观点有相似之处[4]，高鸿钧则将古中国秦朝在法家思想影响下建立的法律秩序称为“非民主的实质法治”[5]，认为“在非民主体制下，虽然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威，但是，只要这些权威的意志通过法律予以确认和推行，这种秩序便是法治”[6]。那么，如果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法治，法家的法制也是“依法治国”可能的一个发展方向，这当然不是我们所愿。此外，德裔法学家弗里德曼还认为“法治”是指：“‘公共秩序的存在’。它的意思是通过法律指挥的各种工具和渠道而运行的有组织的政府。在这一意义上，所有现代社会，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自由主义国家，都处在法治之下。”[7]按照这种理解，那我国的法治水平早在千年以前就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并且一直以来都是法治国家，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谈论建设法治的进程到底应该是渐进的还是一步登天诸如此类问题了，因为这样理解法治的话我国已经是一个完全的法治国家了——这显然是荒谬的。对于中国法治建设中隐含的这种歧途是比较容易明了的，此处提及仅仅是为了强调确定论证概念的含义对于论证的重要性。

法治概念泊来自西邦，稍细查之，它在其本源处也是支流纵横、交错密布的：从具体制度形态角度粗略划分大致就有英国的“法律之治”（rule of law）和德国的“法治国”(Rechtsstaat)两大类型[8]，如果具体到各个国家考察又会发现相互之间的制度设置琳琅满目，不一而足；从学术观点角度粗略考察大致就有“形式主义法治观”、“实质主义法治观”和“统和与超越法治观”三种类型[9]，在每一种类型中更可发现各帮各派观点林林总总，层出不穷。更有甚者，同个学术派别之内，具体到某个特定的学者，其关于法治究竟指什么的认识也会有前后承转变化之处[10]。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初显始于清末[11]，后为战争与革命阻，曲进在新中国初，断档于文革，复苏自拨乱反正，起步发展至今，这一曲折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文明古国接受异质外来文化的痛苦与挣扎，在这种痛苦与挣扎中，法治之中的异质基因被本土基因所吸收，本土基因由于法治的引入得到改造，双方在矛盾、磨砺中不断发生发展变化，形成“我不是原来的我，你也不是原来的你”以及“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混沌局面。在此情形下，关于法治是什么？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就成为最错综的疑问之一，上世纪末20年内发生的两次有关“人治与法治”的大讨论都与这个问题紧密关联[12]。然而，观点学说以及实践的差异不能成为具体论证法治相关问题时缺失“法治指什么”这一论证前设的借口，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对法治理解的多样性，才更有理由必须在具体论证过程中明确立足点所在，避免在论证过程中打迷踪拳，令人摸不着头脑。

那么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法治含义范围内讨论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我们认为，简单的定义，法治是一种的理想社会秩序。具而言之：

第一：在这种理想的秩序中，以“法律”[13]作为形成、维持、恢复秩序的主要手段。秩序是人类有序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可以分为自然演进形成的和人为建构形成的两种主要方式。法治作为一种理想的秩序是以“法律”作为形成的主要手段，其他与法治并列的秩序选择包括以超自然神灵的权威作为形成秩序主要手段的“神治”，以具有超凡人格魅力的一人或数人的意志和行为作为形成秩序主要手段的“人治”，以血缘社会中自然形成的不成文的道德规范作为形成秩序主要手段的“德治”。

第二：在这种理想秩序中，即定的法律得到普遍的遵从、特别是权力的服从。所谓“普遍遵从”包括了权利义务拥有者的遵从，也包括了权力职责拥有者的遵从。其中后者尤其显得重要，富勒（L.Fuller）法治八原则中最后一条原则：“官方行动和法律的一致性”，也就是同一性（congruence）指的正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在法治八原则中，这一原则是最复杂而且也是最关键的，指出“法治的实质必然是：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如将他投入监牢或宣布他主张有产权的证件无效），政府应忠实地运用曾宣布是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其权利和义务的规则。如果法治不是指这个意思，那就什么意思也没有。”[14]拉兹（J.Raz）则认为虽然广义上的法治指一切人都服从法律并受法律的统治。但是按照政治法律理论，法治应仅指政府应该由法律来统治并服从法律[15]，可见他对权力职责拥有者守法之于法治的重要意义的重视。

第三：在这种理想的秩序中，人们所遵从的法律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何谓“制定良好”，也就是法律是否“制定良好”的判断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形式法治论与实质法治论争论的焦点所在，也是自然法学与实证法学争论的焦点之一。形式法治论一般认为判断良好法律的标准在于制定法本身。如富勒（L.Fuller）所主张的法治八原则：法应具有一般性；法应公布；法不应溯及即往；法应明确；法不应自相矛盾；法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之事；法应稳定；官方的行为应于宣布的法律保持一致。其中前七条原则都是限于对法律本身性质的考察，富勒本人也承认他所说的法治原则主要是指法律的“内在道德”[16]，也可以称之为“程序自然法”，而不是“实体自然法”，“实体自然法”指的就是实在法之外的包含公平、正义、民众的认同等内容的实质性价值标准[17]。实质法治论是作为弥补形式法治论的缺陷而出现的，它认为除了根据法律本身的属性来判断法律的优劣之外，还必须引入法律之外的判断标准，比如公平、正义、人权等价值标准。如1956年《德里宣言》（Declaration of Delhi）在继承1955年《雅典决议》（Act of Athens）所提出的“能动的法治概念”的基础上[18]，认为“在自由社会里”，法治“不仅保障和促进个人的公民与政治权利，且应确保个人合法期望与尊严得以实现的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条件。”[19]应如何在这两种观点中进行取舍呢？我们认为，法律是否“制定良好”的判断标准应有两个层次：

层次一：制定的法律首先必须符合明确、稳定、公开、可行、不溯及即往、不自相矛盾六个形式品格。这六个法律的形式品格是法律可行性的前提。

层次二：制定的法律本身的合法性来源于它的合宪性，也就是符合宪法的规定（实体的和程序的），在这个意义上，宪治是法治的最高形态，因此，违宪审查机制建立和健全作为实现“法之合法性”的必备要件由为显的必要。值得强调的是，在此并没有引入法律之外的价值标准来判断，这是因为考虑到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倾向使得价值的普遍认同难度加大，即使有一种词语表述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但对于其中具体含义的理解也仍然是多纬度的。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应该如何保证宪法的“合法性”呢？这就必须引入“民主”这个概念，只有在真正民主制度下（选举制度，多数表决制度，尊重少数意见原则，最广泛的社会利益团体的互动）产生的宪法才能获得其“合法性”。换句话说，民主为宪法（进而为法治）提供了正当性的基础[20]。

第四：在这种理想的秩序中，还必须存在着健全的法律执行机构和司法判断机制。法律执行机构的任务是按照规定的程序执行法律，其中不可避免存在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应通过正当程序要件加以控制。司法判断机制是在两造对抗的情形下对违反法律规定的是非断定，无论是平等主体间的纠纷还是不平等主体间的纠纷，任何利益受影响者都应有途径通过司法审查的途径加以解决，并且这种途径是能够尽量的省时省费。由于司法判断的结论往往会不利于其中一方，影响其利益的存在状态，因此判断者以中立的地位、不偏不倚的姿态作出判断是吸收失利一方不满情绪的主要形式。这种中立地位既表现在法院外部的独立地位和姿态上，也表现在法院内部法官个人判断作出的自主程度之上，由此司法独立就成为健全司法判断机制的主要标志。同时还应通过培养健全成熟的法律职业家共同体作为辅助司法活动以及纠正司法偏差的重要力量[2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秩序是“理想的”。“理想的”表述说明对“法治”的择优而录，也就是说在多种秩序选择中意识到“法治”之优或是意识到其“害”之轻，这为我们的实践追求提供了必要性的前提。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代表拉兹（J.Raz）将“法治”看作是法律制度的一种重要品德[22]，新自然法学派代表菲尼斯（John Finnis）将法治视为使法律制度在法律上处于的“良好状态”[23]都与此层意思曲径相通。称其为“理想的”还说明“法治”在现实中尚未实现或者并未完全实现，这为理论构建提供了可能性的前提，也为讨论实现过程的渐进或跃进提供了选择的余地。在这一层意义上，拉兹所持的完全符合“法治”之不可能性观点[24]以及富勒（L.Fuller）所认为的由于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必然与“法治”部分相符的观点[25]都可以在这一表述中得到体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法治是一种理想的完美的秩序，根据以上几个标准，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国家的秩序都或多或少的体现了法治的某个或某几个方面，同时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秩序绝对完全的符合上述法治秩序的标准。因此，我们对法治的感受存在于对法治的追求过程当中，它好比绝对真理一样或许永远无法被完全的实现，但是我们总是在无限的接近它，并且于此同时获得一个又一个的相对法治。法治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度”的问题，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使这个“度”向上行而不是相反。

二

（一）关于“穷国无法治”

郝文认为，“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说到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极而言之，穷国无法治”，同时举出了较为详实的资料证明我国以人均GDP计算来看，尚处在全部五个档次中倒数第二的位置。同时，郝文还认为地方法治水平的高低主要依赖地方财政的支持，而我国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较大，随之法治发展的水平也有很大的差距，这就会导致中国实现法治的过程要慢慢来，并且还具体说明实现的时间在2090年或2090年之后。此外，经济现代化的实现要比法治现代化的实现容易，法治现代化的实现还要受制于本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战略，协调各方的关系是史无前例是课程，需要慢慢探索，因此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是独特的，渐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