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社会法律咨询服务管理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社会法律咨询服务管理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1996年11月29日贵州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社会法律咨询服务的管理，规范社会法律咨询服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贵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是指除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外，依法经司法行政部门批准，向社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中介组织。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法律咨询服务工作。
第四条 未经司法行政部门批准，任何组织不得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咨询服务。
公民个人不得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咨询服务。
第五条 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从事社会法律咨询服务，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国家法律的尊严，接受国家、社会和当事人的监督。
依法从事社会法律咨询服务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机构及执业人员
第六条 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业务范围是：
（一）解答法律询问；
（二）代为草拟、审查、修订有关法律事务文书；
（三）担任法律顾问；
（四）代理法律许可的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
第七条 设立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五名以上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执业人员；
（二）有固定的执业场所和必要的办公设施；
（三）有法定最低限额的注册资本；
（四）有健全的财务制度；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申请设立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按以下规定和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申请，报省司法行政部门审批，省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二）申请人自接到批准文件后三十日内，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逾期不登记的，原批准文件自行失效；
（三）申请人登记注册后，将登记注册材料的复印件、开户银行及账号上报省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并领取《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执业许可证》和《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执业证书》；
（四）申请人应当在开业前，到所在地物价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在领取营业执照后三十日内，按征管范围到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记。
第九条 申请设立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书；
（二）章程；
（三）申请人的学历证书、身份证明、简历；
（四）执业场所使用证明；
（五）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
（六）财务管理制度；
（七）其它必要的材料。
第十条 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变更名称、住所、章程等重大事项或要求停业、解散的，应当向原批准机关提出申请，获批准后三十日内，向原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机构登记，并报原批准机关备案。
第十一条 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享有以下权利：
（一）依法从事本条例所规定的各项业务；
（二）依照规定收取法律咨询服务费；
（三）依照规定决定内部机构设置、人事用工、工资福利、奖惩等事宜；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益。
第十二条 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监督管理本机构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二）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三）保守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四）依法纳税；
（五）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监督、管理和工商、财政、税务、物价、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申请领取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执业证书的执业人员，必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依法服务，秉公办事，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有律师资格；
（二）具有法律专业大专以上学历；
（三）实际从事法律专业工作五年以上。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颁发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执业证书：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受过刑事处罚的，但过失犯罪的除外；
（三）被开除公职、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或者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执业证书的；
（四）国家机关现职工作人员；
（五）其他依法不宜颁发执业证书的。
第十五条 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执业人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依法从事业务活动；
（二）获得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三）参加政治、业务培训；
（四）向当事人了解有关情况。
第十六条 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执业人员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依法办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保守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三）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执业活动；
（四）拒绝当事人的违法要求；
（五）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六）依法纳税。
第十七条 其他公民担任诉讼案件的辩护人或者代理人，应当进行登记。但当事人的近亲属、监护人，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公民除外。
贵州省内公民接受委托后，应持有关证明，到户籍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司法行政部门登记；外省公民在贵州省各级人民法院参加诉讼的，应到案件所在地司法行政部门登记。
前述辩护人和代理人凭委托书和司法行政部门发给的登记证明参加诉讼活动。未持有登记证明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不准许其担任辩护人或者代理人。
第三章 管 理
第十八条 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对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进行管理、教育、培训，提高其政治、业务素质。
第十九条 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和其他公民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过程中，受到表彰或者行政处罚的，司法行政部门可以进行公告。
第二十条 司法行政部门对《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执业许可证》和《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执业证书》实行验证制度。
第二十一条 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收费办法，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由省物价、财政、司法行政部门制定，对确有困难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可以减免收费。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执业许可证：
（一）未经批准擅自开业的；
（二）超出核准业务范围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由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所在地县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决定；责令停业整顿、吊销执业许可证，由省司法行政部门决定。
第二十三条 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执业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直至吊销执业证书：
（一）同时在两个以上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执业的；
（二）私自接受委托，私自向委托人收取费用，收受委托人财物，利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或者接受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三）因不称职给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的；
（四）办理超出核准业务范围业务的；
（五）违反执业纪律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停业执业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由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所在地县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决定；吊销执业证书由省司法行政部门决定。
第二十四条 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工商、税务、物价部门依法处罚。
（一）批准成立后未经登记擅自开业的；
（二）未按规定办理注册登记、变更登记及年度检验的；
（三）违反规定收费的；
（四）违反其它登记管理法规的。
第二十五条 未依照本条例规定进行登记的其他公民为牟取经济利益担任辩护人或者代理人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冒充律师从事法律服务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可以依法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被处罚人对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有依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九条 司法行政、工商、税务、物价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侵害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或者在工作中严重失职的，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施行前批准设立的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重新申报审批。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1996年11月29日
论强制执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杨荣新 乔欣
强制执行制度是人民法院按照执行根据，运用国家强制力，依照法定程序，迫使被申请执行人实现生效法律文书所定权利的一种司法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强制执行制度，是民事诉讼、仲裁、公证、调解等制度的保障手段，即当人民法院、仲裁庭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作出终局裁判，或者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债权文书以强制执行的效力，而一方当事人拒绝按照法律文书中所载明的义务主动履行时，另一方当事人即可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通过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使国家法律所保护的权利人的权利得实现，义务人的义务得以履行。因此，强制执行制度对依法治国、维护社会的稳定，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特环起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始终存在着一对矛盾，一方面法院的判决不能被当事人自觉履行，当事人申请强制的数量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大量的执行案件得不到执行，强制执行无法实现。这一矛盾由小变大，逐步激化，给整个的司法活动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使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疲软，在一些地方甚至瘫痪的状态；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强制执行工作中多年来无法解决的痼疾---执行难与执行乱。
执行难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由于上些障碍因素的存在，无法使之实现或难以实现的现象。其具体表现为：
（一）强制执行案件久拖不执。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已生效的法律文书，一方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而某些法院执行员往往以各种借口或制造托词，如过份强调执行义务人的经济困难，以法律规定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须费用等为由，消极地不予执行或拖延执行。
（二）被执行人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之前，已将财产隐匿、转移或变卖，或者被执行为逃避强制执行而躲藏起来，或者搞所谓的假破产，致使强制执行进行。
（三）在法院进行强制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以暴力阻挠执行员实施强制执行措施，如威胁、围攻甚至殴打执行员，使强制执行难以进行。
（四）消极对待委托执行。在各种执行难的案件中，委托执行可以算作是最为典型的一种，由于执行的是外地法院委托的案件，又是针对本地当事人的财产，因此，法院往往从本地的利益出发，以人手少、困难多，或者判决书有错误为由不予执行或拖延执行，有些法院甚至自行中止或终结执行，造成委托执行的成功率极低。
（五）拒不协助执行。协助执行是指实施强制执行措施的人民法院，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协助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内容的一种执行方式。由于协助执行往往需要诸如银行、信用合作社、办理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的单位及被执行人所在单位和公民个人的协助，所以常常成为执行难的因素，如有的银行给法院出具假的查询资料，有的信用合作社千方百计地阻挠法院进行查询、冻结，也有的单位给被执行人通风报信，转移财产，逃避法院的强制执行。
与执行难一样，执行乱是一危害强制执行制度的现象。所谓执行乱是指法院内部执行工作的无序以及执行过程的不规范、甚至违法的现象、其具体表现在：
（一）执行工作中的争管辖和推诿管辖。强制执行案件的管辖可以分为级别管辖、普通管辖、特别管辖、共同管理和移送管辖。尽管法律对各种管辖的适用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实践中仍然有争管辖和推诿管辖的现象，例如，对于执行标的大的案件，影响广的案件，可以给本法院带来利益的案件，不同的法院都想争取执行管辖权，而对于那些执行标的小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则推脱自己无管辖权，甚至明确拒绝受理执行。
（二）重复执行。重复执行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重复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造成强制执行的混乱。
（三）滥用强制执行措施，粗暴执行。滥用强制执行措施，粗暴执行的现象在强制执行过程中时有发生，如将案外人财产强制执行，或者强迫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或者以人身作为执行标的或执行手段，以非法扣留、拘禁被执行人，限制人身自由，甚至殴打被执行人等手段，逼迫被执行人履行义务，有的已造成被执行人伤害甚至死亡。
上述种种现象的发生，往往导致当事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所换来的人民法院的判决，只是书面上对当事人权利的肯定，实际上形同一纸空文。这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司法秩序，破坏了社会正常的民事、经济活动所赖以存在的法律环境，也破坏了法律的尊严的人民法院的形象，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二
造成执行难与执行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不完善的原因，也有执行体制的原因，还有执行机构的法律地位和执行员的素质，以及对强制执行规律的研究欠缺等原因。
首先，我国的强制执行立法不完善。由于现行的强制执行程序包容在民事诉讼法中，民事诉讼法对执行程序仅规定了30个条文，如此少的容量必然导致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操作性，也必然导致强制执行制度的不完备和执行中的无法可依。例如，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可以采取查询、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存款；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以及查封、扣押、冻结、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等措施，但如果当事人隐匿、转移或者挥霍了作为执行标的的钱款或财产，人民法院则无能为力。同时，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了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有义务协助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但如果上述单位拒绝协助执行，人民法院则束手无策。再如，民事诉讼法在执行程序中规定有执行异议制度，即“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执行员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理由不成立的，予以驳回；理由成立的，由院长批准中止执行。如果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民事诉讼法》第三百零八条）这一规定仅仅是针对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所设立的制度，而对于实践中出现的案外人对程序问题提出异议的情形却没有规定。与此相仿，代执行制度虽然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0条中作了规定，即“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通知该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该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但又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然而，对这一规定如何操作，如代执行是否受《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关于申请执行期限的限制？对代执行能否扩展为再代执行，即对第三人的债务人进行代执行？以及代执行的管辖法院、代执行后第三人的履行方式等等，缺乏系统的明确规定。
其次，执行体制不健全。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没有统一完备的执行机构，有些法院虽设有执行机构，但基本流于形式，因此在某些地方名义上的审执分立，实质上仍然是审执合一，这种情况也必然导致对强制执行工作没有统一的操作规程，法院内部各职能部门职责不清，执行不力。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的规定：“执行工作由执行员进行。----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执行机构。执行机构的职责由最高人民规定。”因此，在现行的体制中，人民法院的职能庭全部是或者绝大部分是各类审判庭，并非所有法院都设有执行机构，或者说，不设立执行机构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而所设立的执行机构有的并没有法定的名称，有些法院只有一个或几个执行员，有些法院却干脆由审判庭代行执行庭和执行员的职责。
第三，执行机构的法律地位较低。在设有执行机构的法院，尽管其执行庭或执行室等在名义上与审判庭平行，但是实际上其法律地位远远低于审判庭，“重审轻执”这一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这必然成执行不力，执行难与执行乱也在所难免。
第四，执行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些执行人员法律意识淡薄，执行工作中崇尚拜金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
当然，被执行人的法律观念不强，法学界对民事强制执行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缺乏等等，也是重要的原因。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