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为了准确地适用民事政策法律，正确、合法、及时地处理民事案件，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我们根据宪法和有关政策法律规定的精神，以及各地的审判实践经验，就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若干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离婚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必须坚持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的原则，反对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婚姻观点，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维护社会主义的婚姻家庭关系。坚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准予或不准离婚，应当依照婚姻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以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为准。
（1）父母或他人违背男女双方或一方意愿的强迫包办婚姻和以索取财物为目的，违反男女双方或一方意愿而强迫结合的买卖婚姻，一方要求离婚的，如果婚后双方没有建立起感情，应准予离婚；如果结婚多年，生有子女，夫妻间已建立了一定感情，应根据夫妻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前途进行调解，调解无效的，可判决离婚或不准离婚。
（2）一方向对方索要了财物，但婚姻基本上自主自愿的，不属买卖婚姻。一方提出离婚时，应查明婚后感情变化的原因和夫妻关系的状况，如调解无效，可判决离婚或不准离婚。
（3）因第三者介入而造成的离婚纠纷，首先要分清是非责任，对有过错的一方和第三者，应给予批评教育，或建议有关组织严肃处理。有过错一方提出离婚的，如原来夫妻关系融洽，感情尚未破裂，对方谅解，应着重做调解和好的工作，即使调解无效，也可以判决不准离婚。如果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勉强维持夫妻关系不仅使双方长期痛苦，还可能使矛盾激化的，则应会同有关方面，做好思想工作和防范工作，调解离婚无效，应判决离婚。无过错一方提出离婚的，经调解和好无效时，一般应准予离婚。
（4）因一方升学、招工、提干等引起思想感情变化而提出离婚的，处理时应区别对待。对喜新厌旧的错误思想行为，要依靠有关单位和组织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并着重做调解和好的工作，原来夫妻感情较好的，即使调解无效，也可判决不准离婚。如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或者判决不离后，夫妻关系仍无改善的，可调解或判决离婚。
（5）因生女孩或女方采取节育措施而提出离婚的，应依靠有关组织和群众对其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进行批评教育，促使其认识错误，尽量调解和好。如果夫妻感情原来较好，即使调解无效，也可判决不准离婚。
（6）实行生产责任制后，一方身体不好，或缺乏生产技术，收入较低，生活出现了暂时困难，另一方提出离婚的，如夫妻原来感情较好，应多做思想工作，促使夫妻互相谅解、互相帮助、和睦团结，调解无效亦可判决不准离婚。因对方好逸恶劳，或不务正业而提出离婚的，应配合有关方面，对有过错一方进行批评教育，如坚持不改，又无和好可能的，可调解或判决离婚。
（7）没有配偶的男女，未按婚姻法规定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是违法的。处理这类纠纷，应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指出其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促使当事人增强法制观念。对起诉时双方都已达到婚姻法规定的婚龄和符合结婚的其他条件的，可按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精神处理，如经过调解和好或者撤诉的，应令其到有关部门补办结婚登记手续；起诉时双方或一方仍未达到法定婚龄或不符合结婚的其他条件的，应解除其同居关系。所生子女的抚养或财产的分割问题，按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8）因重婚而提出离婚的，应按照1983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签发的〔83〕法研字第14号文件《关于重婚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规定，首先由刑庭处理重婚问题。对离婚问题，要根据婚姻基础、重婚的原因和子女利益等情况酌情处理。
（9）现役军人提出离婚，应由其所在部队团以上政治机关出具证明，依照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处理。
现役军人的配偶提出离婚，应按婚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进行审理。军人不同意离婚时，应教育原告珍惜与军人的夫妻关系，尽量调解和好或判决不准离婚。对夫妻感情已经破裂，经过做和好工作无效，确实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的，应通过军人所在部队团以上的政治机关，做好军人的思想工作，准予离婚。
（10）因一方患精神病对方要求离婚的，处理时既要保障婚姻自由，又要有利于对患者的治疗和生活上的安置。婚前隐瞒了病情，婚后经治不愈的，应做好工作，准予离婚；原来夫妻感情比较好，结婚多年，生有子女的，应指出夫妻间有互相扶助的义务，做好思想工作，以不离为宜。如确系久治不愈，事实证明夫妻关系已无法再维持下去的，经对方、亲属以及有关单位安排好病患者的生活、医疗、监护等问题后，可准予离婚。
（11）因一方劳改对方提出离婚的，应在保护婚姻自由的原则下，考虑有利于劳改人员的改造，以及刑期长短和罪行的性质等情况，予以处理。对结婚时间较长，生有子女，夫妻感情较好，刑期不长的，应尽量做和好工作，经调解无效，也可判决不准离婚。
二、离婚时财产的处理问题
人民法院对离婚时财产的处理，应依照婚姻法第十三条、三十一条、三十二条和三十三条的规定，坚持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原则，查清家庭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和婚前财产的状况，合情合理地予以解决。
（12）婚前的个人财产和双方各自所用的财物，原则上归个人所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各自或共同劳动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各自或共同继承、受赠的财产，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婚前财产与婚后财产无法查清的，或虽属婚前个人财产，但已结婚多年，由双方长期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均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除另有约定的按约定处理外，应由双方协商，如协商不成，可根据共同财产的实际状况，结婚时间的长短、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以及财产的来源、数量等，合理分割。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由负责抚养的一方代为管理。
（13）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复员、转业军人所得的复员费、转业费，离婚时，如夫妻共同生活的时间较长，可按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复转军人从部队带回的医疗费，应归本人所有。
（14）离婚时，一方生活确有困难的，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另一方应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一方年轻有劳动能力，生活暂时有困难的，另一方可给予短期的或一次性的经济帮助；结婚多年，一方年老病残、失去劳动能力而又无生活来源的，另一方应在居住和生活方面，给予适当的安排。在执行经济帮助期间，受资助的一方另行结婚的，对方可终止给付。原定经济帮助执行完毕后，一方又要求对方继续给予经济帮助的，一般不予支持。
（15）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从事的多种经营和承包责任田的当年收益，离婚时，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处理。对生产资料和离婚当年无收益的养殖、种植专业，应从有利于生产考虑，予以合理调整或作价处理。
（16）城乡个体经营户的生产资料、合法收入等，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离婚时，应根据有利于生产、经营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合理分割。
（17）属于包办强迫买卖婚姻所得的财物，离婚时，原则上依法收缴。
（18）借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离婚时，如结婚时间不长，或者因索要财物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返还。
（19）因第三者介入或喜新厌旧而离婚的，处理财物时，要注意照顾无过错的一方和子女的利益。
（20）因生女孩或女方采取节育措施而引起离婚的，分割财产时，要保护妇女、儿童的利益，对女方在住房、生产、生活以及子女抚养教育等方面，应予照顾。
（21）对劳改人员离婚时的财产分割，既要保护其配偶和子女的权益，也要依法保护劳改人员的权益。属于他们婚前个人所有的财物，原则上仍应归其个人所有，对夫妻和家庭共同财产的分割，也应合情合理。
三、抚养、扶养、赡养问题
人民法院在处理抚养、扶养、赡养案件时，要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提倡养老育幼的共产主义道德，促使当事人自觉地履行法律义务。
（22）哺乳期内的子女，原则上应由母方抚养，如父方抚养条件好，母方同意，也可由父方抚养。哺乳期后的子女，由谁抚养发生争执时，应根据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成长的原则处理。子女有识别能力的，应征求子女本人的意见。
双方对抚养独生子女发生争议的，在有利于保护子女利益的前提下，要考虑不能生育和再婚有困难一方的合理要求。
（23）离婚后，父母对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负担，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生活水平确定。给付办法，可按月或定期给付，也可按收益季度或年度给付，有条件的也可一次性给付。子女的口粮田由父或母代耕，收益归子女。
子女由于生活和受教育的需要，或者父母一方的经济情况有较大的变化，因而提出改变原定抚养费数额的，应由当事人双方先行协议，协议不成时，根据实际情况判决。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到子女独立生活时止。
（24）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精神，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确无能力抚养或父母均丧失抚养能力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
（25）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确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
（26）由兄、姐扶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妹，对丧失劳动能力、孤独无依的兄、姐，有扶养的义务。
四、收养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收养子女案件，必须依据婚姻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保障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的合法权益。
（27）经生父母、养父母同意，有识别能力的被收养人也同意，又办了合法手续的收养关系，应依法保护。
生父母中有一方不同意的，收养关系不能成立。生父或生母送养时，另一方明知而不表示反对的，应视为同意。
养父母中有一方在收养时虽未明确表示同意，但在收养后的长期共同生活中，已形成了事实上收养关系的，应予承认。夫或妻一方收养的子女，另一方始终不同意的，只承认与收养一方的收养关系有效。
（28）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
（29）收养人收养他人为孙子女，确已形成养祖父母与养孙子女关系的，应予承认。解决收养纠纷或有关权益纠纷时，可依照婚姻法关于养父母与养子女的有关规定，合情合理地处理。
（30）收养关系成立后，养父母或生父母反悔，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查明要求解除的理由，并听取被收养人的意见，根据有利于养子女健康成长的原则，决定是否准予解除。
由于养父母不尽抚养责任，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生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应予解除。
养父母发现所收养的子女有生理缺陷，或有其他病症，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一般不予解除。但生父母在送养时有意隐瞒的，可予解除。
（31）养父母与其抚养成人的养子女关系恶化，再继续共同生活对双方的正常生活确实不利，一方坚决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一般可准予解除。
（32）养子女和养父母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解除而终止。
收养关系解除时，养子女已由养父母抚养长大成人并已独立生活，而养父母却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养子女应承担养父母晚年的生活费用。
生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可要求补偿收养期间养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养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一般不予补偿。
（33）收养关系解除后，未成年的被收养人同其生父母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即行恢复；已经成年并已独立生活的被收养人，同其生父母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恢复，则须以书面方式取得双方一致同意。
五、继承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继承案件，应根据宪法、婚姻法和有关政策法律的规定，坚持男女平等、养老育幼，保护继承人的合法继承权，发扬互助互让、和睦团结的道德风尚，巩固和改善社会主义家庭关系。
（34）继承人取得遗产的权利应从被继承人死亡或宣告死亡时开始，分割遗产的时间不能作为继承开始的时间，放弃继承的效力追溯到继承开始的时间。
（35）遗产只限于被继承人所有的财产。遗产与夫妻或家庭共有财产结合在一起的，处理时，应先将遗产从共有财产中划分出来，然后分割。
（36）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继承人声明放弃继承权或依法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其应继份应当由其他法定继承人继承。如果放弃继承或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时，被继承人的遗产则应收归国家或集体组织所有。
（37）继父、继母与继子女间，已形成扶养关系的，互有继承权。继子女继承了继父母遗产后，仍有继承生父母遗产的权利。
（38）“过继”子女与“过继”父母形成扶养关系的，即为养子女，互有继承权；如系封建性的“过继”、“立嗣”，没有形成扶养关系的，不能享有继承权。
（39）丧失配偶的儿媳与公婆之间、丧失配偶的女婿与岳父母之间，已经形成扶养关系至一方死亡的，互有继承权。儿媳或女婿继承了公婆或岳父母遗产的，仍有继承生父母遗产的权利。
（40）在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或者第一顺序继承人全部放弃或者丧失继承权时，遗产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在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情况下，如第二顺序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尽过较多义务或不能独立生活、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在分割遗产时应给予适当照顾。
（41）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应由其晚辈直系亲属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不论人数多少，只能继承其父母应继承的那一份遗产。
（42）同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之间分割遗产时，如果继承人的情况基本相近，一般可以平均分配。但对未成年、无生活来源或对被继承人尽义务较多的继承人，应予照顾。对有扶养能力而不尽义务的继承人，可酌情少分或不分给遗产。
（43）法定继承人范围以外，依靠被继承人生活的未成年人或无劳动能力的人，以及对死者给过较多扶助的人，应当在遗产中适当分给他们一部分。
（44）公民依法用遗嘱处分自己的财产，应予承认和保护。但所立遗嘱如违反有关法律、政策的规定，或者取消了未成年和无生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的份额，处分了不属于他个人的财产，以及违背了遗嘱人的真实意思的，不予保护。
遗嘱人立有两个以上合法的遗嘱，而内容互相矛盾的，原则上应以后立的遗嘱为准。因遗嘱全部无效或部分无效而无法按遗嘱继承处分的遗产，以及遗嘱未处分的那部分遗产，依法定继承处理。
（45）被继承人生前经营的山林、水利、养殖、种植等专业的合法收益，应准许合法继承人继承。
（46）由国家或集体负责生活费用的烈属和享受社会救济的城市居民，其遗产仍应准许合法继承人继承。
（47）“五保户”遗产，原则上应归集体组织所有。实行“五保”时，双方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如死者有遗嘱或法定继承人要求继承的，在扣还死者生前的合法债务和“五保”费用后，按法定继承或遗嘱继承处理。
（48）夫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再婚或迁徒，可将本人及所抚养的子女应继承的遗产带走，遗产不便带走的，可折价处理。
（49）被继承人生前所欠的合法债务，应从遗产中偿还。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的债务，应在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负清偿责任。因继承人能尽而不尽扶养义务所欠的债务，即使遗产不足清偿，继承人仍应负清偿责任。
继承人有两个以上的，应根据各自的经济情况，合理分担被继承人的债务。
（50）继承开始后，在分割或处分遗产时，继承人明知而未主张权利，事后又要求继承的，一般不予支持。
（51）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应继份额由他的法定继承人继承。
（52）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生前有虐待、遗弃、杀害等行为的，应剥夺其继承权。
六、房屋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房屋案件，必须根据宪法和有关政策、法律的规定，坚持有利城乡建设，有利群众生产、生活和有利社会安定团结的原则，切实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房屋所有权。
（53）有关土改遗留的房屋确权纠纷，一般应以土改时所确定的产权为准。土改时地主、富农被没收、征收的房屋，已确权给他人或归集体所有的，应依法保护。
对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的房产确权问题，应依有关政策规定处理。
（54）对强占或损坏已经社会主义改造和公私合营时已入社入股房屋的，应责令其迁出或赔偿。
（55）非所有权人出卖他人房屋的，应废除其买卖关系。部分共有人未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应宣布买卖关系无效。买方如不知情，买卖关系是否有效应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其他共有人当时明知而不反对，事后又提出异议的，应承认买卖关系有效。
因买卖关系无效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有过错的一方应负责赔偿。
（56）买卖双方自愿，并立有契约、买方已交付了房款，并实际使用和管理了房屋，又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只是买卖手续不完善的，应认为买卖关系有效，但应着其补办房屋买卖手续。
（57）对公民之间因房屋租赁而发生的纠纷，应首先查明原因，本着既保护房主的房屋所有权，又维护房客的正当承租权的原则处理。房客无故欠租的，应如数补付租金。未经房主同意，房客转租、出借和换房的，不予准许。租期届满，房主要求收回自住的，一般应当准许；未定租期，房主确因住房困难要求收回自住的，一般也应准许，但应给房客找房搬家的时间。房主出卖房屋时，在同等条件下，原房客优先购买的权利应予保护。
（58）对法律、政策允许范围内的房屋典当关系，应予承认。但土改中已解决的房屋典当关系，不再变动。
典期届满逾期十年或典契未载明期限经过三十年未赎的，原则上应视为绝卖。
（59）公民之间因代管房屋发生纠纷，应首先查明房屋产权的归属。房屋所有权人明确委托他人代管的，或虽未办理委托手续，但实际上由房屋产权人的亲属代管的，应认定为代管关系。在代管期间，受托人须按照委托权限行使代管权，并履行应尽的义务。由于受托人的过错造成房屋损失的，应予赔偿。受托人办理委托事务或维修房屋等所需的费用，应由委托人偿付。委托人要求解除代管的，应当准许。
受托人死亡时，其亲属未征得委托人的同意，擅自处分所代管房屋的，其处分无效，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
七、宅基地问题
人民法院处理公民之间宅基地使用权的案件，应根据土地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一律不准出租、转让和买卖的原则，参照解放以来宅基地的演变和现实使用情况，照顾群众生活的实际需要，依法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权益。
（60）村镇公民之间由于买卖房屋转移宅基地使用权而发生的纠纷，应根据国务院《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审查、批准手续处理。
（61）经过统一规划的宅基地，使用权发生纠纷的，应以规划后确定的使用权为准。经过合法手续个别调整了的，一般应以调整后的使用权为准。
（62）共同使用的宅基地，未经共同使用人的同意，一方已占用建房的，如果建房时对方明知而未提出异议，又不妨碍他人和公共利益的，可继续使用。
（63）未经规划的宅基地，对地界有争执的，四至明确，应以四至为准；四至不明确，应参照长期以来的使用情况，本着有利生产、生活的原则，合理解决。
（64）公民在城镇依法买卖房屋时，该房屋宅基地的使用权应随房屋所有权一起转归新房主使用。
（65）城市房屋所有人在原宅基地上翻建、改建、扩建自己的房屋时，未按规定办理合法手续的，依法不予保护。
行使宅基地的使用权而妨碍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应依法予以制止。
八、债务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债务案件，应依法保护合法的借贷关系，本着互通有无、有借有还的原则，予以合情合理解决。
（66）建国前公民之间的债务，由于年代已久，情况复杂，债权人起诉要求偿还的，原则上不予受理。
土改前劳动人民欠地主、富农的债务，现在又提出要求偿还的，依法不予保护。
（67）确认借贷关系，一般应以书面借据为准。无书面借据的，必须有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证明。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都承认的借贷关系，依法也应予以保护。
（68）借贷实物的，一般应以实物偿还。无实物或以实物偿还不便的，应按偿还时国家评定的议价价格，折合人民币偿还。借贷货币的，一般应以货币偿还，不能用原货币偿还的，根据现行货币兑换的有关规定，合情合理地予以解决。
（69）双方约定不计利息的借贷关系，按双方约定处理。如债务人故意长期拖欠，债权人要求补偿利息的，处理时可参照国家银行借贷率计算利息。
有息借贷，其利率可以适当高于国家银行贷款利率。但对于乘人之危、牟取暴利的借贷关系，不予保护。
（70）有期借贷，应按期偿还。按期一次偿还有困难的，可分期偿还。
（71）债务人死亡的，所欠债务按继承遗产有关清偿债务的规定处理。其遗产不足清偿债务的，按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八十条规定的顺序和比例清偿。
九、损害赔偿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损害赔偿案件，要依法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财产权益。在分清是非责任的基础上，对造成损害的，应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在处理时，应本着有利团结的精神，根据实际情况，合情合理地予以处理。
（72）因致害人的过错，使受害人遭受损害的，致害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也有过错的，可以相应地减轻致害人的赔偿责任。损害完全是因受害人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应由自己负责。双方都有过错、互有损害的，要分清双方过错和责任大小，应由双方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73）两个以上致害人共同造成损害的，应根据各个致害人的过错和责任的大小，分别承担各自相应的赔偿责任。教唆或者帮助造成损害的人，应以共同致害人对待，由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部分共同致害人无力赔偿的，由其他共同致害人负连带责任。
（74）动物因饲养人或管理人管理不善，而致他人人身或财物损害的，应由饲养人或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
（75）存放、使用农药等有毒物品，违反有关管理使用规定，造成他人人身、牲畜、家禽、农作物等损害的，管理或使用人应予赔偿。
（76）造成财物损害的，赔偿时，能修复的尽量修复；修复后严重影响其质量和价值的，可酌情予以适当的经济补偿。不能修复的，可以用种类和质量相同的实物赔偿，也可以折价赔偿。
（77）对受害人误工工资的赔偿，原则上应按治疗医院出具的假条证明书计算误工日期。赔偿工资的标准，按受害人工资或实际收入的数额计算。
（78）受害人是城乡专业承包户或个体经营户的，其误工费的计算，原则上应以当地个体同行业、同等劳力当月的平均收入为准。
（79）对医药治疗费的赔偿，应以治疗医院的诊断证明和医药费的单据为凭。凡治疗与损害无关的疾病，或没有转院证明、未经医务部门的批准，另找医院治疗及擅自购买药品的，其费用原则上不予赔偿。
（80）经医院批准专事护理的人，其误工补助费按收入的实际损失计算。本人没有工资收入的，其补偿标准，应以一个临时工的工资为限。
（81）需送医院抢救或必须转院治疗的受害人，其交通费和住宿费，应根据实际情况，由加害人酌情补付。
今年1月一则倒卖车票的新闻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广东佛山一对新婚夫妇帮助农民工网上订票，因每张加收10元手续费，且总额较大，构成“情节严重”而面临刑事处罚。近年来，随着铁路客票销售方式的改进与打击倒票犯罪力度的持续增强，倒票方法也不断更新，假借互联网发布车票转让信息而行倒票之实的预约式倒卖的新型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新趋向。同时，由于该种方式更具隐蔽性，极大地增大了甄别犯罪活动的难度，为倒卖车票罪的法律适用提出了新的课题。
一、预约式倒卖车票行为的特点
在以往的倒票犯罪案件中，倒票人员都是采用囤积的倒卖方式，其特点就是在没有旅客预订的情况下，事先购入大量紧俏车票，等到时机特定再肆意抬高价格，迫使旅客高价购买。公安机关侦破此类案件时，注意力主要放在对“票”的控制上，通过对售票窗口的巡视，对形迹可疑人员进行盘查，以及根据情报线索对重点人员实施监控等。但是，近年来，倒票方式出现一个新变化，即倒票人员利用电话、互联网信息平台以及开设非法售票点，以为旅客提供车票预订服务为名义而加价倒卖的方式呈现上升态势。如果将前一种倒票方式形象地称之为囤积式倒票，那么后者可以被概括为预约式倒卖。
关于预约式倒卖，学界与司法实务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笔者认为预约式倒卖是指倒票人员通过电话订票，开设非法售票点以及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发布车票转让信息，按照（具体）购票者的要约购入（特定）车票，而后加价卖给购票者的行为。这种预约倒票在北京铁路两级法院近三年所审理的倒卖车票案件中占到四分之三，其与传统的囤积倒票方式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倒票手段多样。倒票人员借助现代即时通讯技术，通过电话订票、开设非法售票点以及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发布车票信息等多种途径获得客源信息,较之囤积倒卖在车站守株待兔式的倒卖手段，预约倒卖无疑在手段上得到了拓展。
2．倒票数量巨大。倒票手段的扩展致使其在获得客源信息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从案件的审理情况来看，预约倒票案件的票面数额巨大，有的甚至达到十几万元，非法获利数额也有数万元之多。
3．倒票方式隐蔽。由于“预约”倒卖借助现代即时通讯技术扩展了倒票手段，摒弃了囤积倒卖以车站为中心现倒现卖的模式。同时，预约倒票人员往往在售票窗口购买不同时间、地点、车次的车票，与普通旅客购票难以区分。
4．案件侦破困难。由于倒票人员作案方式极为隐蔽，加之线索来源少，公安机关很难查获。同时，倒票人员为了逃避责任，不设立流水账目，并往往携带少量车票，导致司法机关起获的车票票面数额不高，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预约式倒卖车票案件相关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一）预约式倒卖是否应当与囤积式倒卖区别处理
对于依旅客委托而产生的预约倒卖，是否应当与囤积倒卖区别对待，在司法实践中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预约式倒卖不应作为犯罪处理。理由是：依特定销售对象的委托而产生；加价完全出于购票者的自由意志；加价本身可以视为倒票人员的服务费和相关必要支出；没有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种意见认为，预约式倒卖是一种倒卖行为，同样侵害了国家对车票的管理秩序，只要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就应认定为犯罪。
笔者认为，从刑法有关倒卖车票罪的规定来讲，倒卖车票罪被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类罪中，主要保护国家对车票的管理秩序。从铁道部及相关部委出台的规范文件来看，管理秩序体现在规范铁路客票销售资质、销售方式以及售票收费等方面。凡属违反上述车票管理规定的行为，均可认定为“倒卖”。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倒卖车票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所规定的“情节严重”标准，仅包含票面数额与非法获利两方面内容，未对行为方式与情节严重的关系作出任何规定。因而，预约式倒卖与囤积式倒卖本质相同。因此，当行为人实施预约式倒卖，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理应按照倒卖车票罪处罚。
从实质意义上看，预约式倒卖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代理行为。虽然预约式倒卖行为人在表面上基于具体购票人的委托，按其要求购买特定的车票，具有一般民事委托行为的特征。但是，根据国家计委、铁道部《关于规范铁路客票销售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及相关规定，具备铁路客票销售权的只有铁路运输企业设立的售票点、铁路运输企业以外的其他社会经济组织或个体工商户经铁路主管部门批准，并在当地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注册登记开办的铁路客票代理销售点以及铁路合同订票单位。非经法定程序批准，不得擅自经营。因此，预约式倒卖从对象上看就不能视为民事委托行为。同时，预约式倒卖所收取的费用不同于一般的服务费、劳务费。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2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15条、第18条至第20条的规定，国家铁路的旅客票价实行绝对政府定价制。另一方面，依照《通知》规定，国家对于火车票的相关费用也作出了较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
尽管我们肯定了预约式倒卖也应当按照倒卖车票罪处罚，但是我们认为其与囤积式倒卖在情节严重程度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是否侵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上。预约式倒卖基于购票者的要约，委托其订购特定时间、目的地、车次、座位以及数量的车票，因而在该种倒卖行为中购票者是完全自愿的。囤积式倒卖通过套购大量票源紧张的车票，人为地制造紧张气氛，并利用旅客急于出行的迫切心理，迫使其高价购买。由此看来，囤积式倒卖严重侵害了购票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认为两种行为方式在量刑上尽量做到区别有度。对于预约式倒卖，由于其社会危害程度较轻，可以多考虑适用非监禁刑或单处罚金。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行为人出于方便群众的意图，在一定范围内（如学校、单位等）为他人代购车票，加价相当于或略高于其必要的支出，由于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大，我们认为不宜按照犯罪处理。
（二）取得铁路客票经营资质的单位、个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
这主要包括两个问题,第一，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铁路主管部门批准的单位、个人，代售火车票加价牟利，是否构成倒卖车票罪。一种意见认为倒卖车票罪只要求一般主体即可，任何单位、个人索取或收取任何超出政府法定价格之外的费用，都属于倒卖行为，应当构成倒卖车票罪。另一种意见认为，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铁路主管部门批准，说明已取得经营客票合法资格，合法的经营不存在倒卖的问题。
第二，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未经铁路主管部门批准，代售火车票加价牟利，是否构成倒卖车票罪。一种观点认为，未得到铁路主管部门的授权或委托，故不具备处理国家铁路运输事务的权力，如果其符合定罪标准，应认定为倒卖车票罪。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相关行政机关批准，就已经具备了法定的经营资质，至于铁路主管部门的批准是一种企业内部规定，不具备法定效力。
笔者认为，首先，国家对铁路客票经营资质的取得加以严格的限制与管理。根据《通知》规定，目前合法经营火车票业务的方式主要有代售与代订两种。代售是指具有一定的营业条件和经营规模的单位或者个人经向铁路部门申请并取得许可后，持有当地工商、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有代售火车票营业项目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文件后，按规定在特定的场所代表铁路销售单位销售火车票，并按规定标准收取服务费用的行为。代订是指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宾馆、招待所等为吸引旅客住宿，方便本系统职工出行，与铁路部门签订团体订票合同而取得售票资格后，按要求向铁路售票部门订购车票的行为。因此，凡不具备以上条件者，代售、代订铁路客票牟取利益的均属于非法经营范畴。至于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未经铁路主管部门批准，只能被认为其已经具备代售火车票的服务性企业能力，同样属于非法经营。
其次，具备铁路客票经营资质不等于合法经营。根据《通知》规定， 铁路运输企业、铁路客票销售代理点、铁路客票代办单位等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在客票预订、销售环节加收除送票费、铁路异地售票手续费以及铁路客票销售服务费外的任何费用。同时，对于具备铁路客票经营资质者在铁路客票预订、销售环节有下列行为之一，可以倒卖车票罪追究刑事责任：
1.铁路客票代办单位囤积车票，加价出售的。
2.铁路客票售票点、代售点、代办单位，明知是倒卖铁路客票的不法单位或个人而向其提供车票的。
3.个人以营利为目的，买进铁路客票后又高于买进价卖出，或变相加价，从中渔利的。
最后，具备铁路客票经营资质者在代售、代订火车票的过程中超标准收费或者超出订票范围，囤积车票，收取高额费用，其行为严重侵害了国家对车票的管理秩序。同时，因上述人员在票源上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故其倒卖车票的行为要比非法经营者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更加恶劣。
因此，具备铁路客票经营资质者在销售车票的过程中如果有超标准收费或者超出订票范围、囤积车票、收取高额费用的行为，应当严格依照倒卖车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适当从重处罚。
（三）铁路客票销售服务费是否应当计入非法获利数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