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印发《关于确定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规定》的通知
中组部 劳动人事部
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印发《关于确定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规定》的通知
1982年9月27日，中组部、劳动人事部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各人民团体；解放军总政治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人事局：
《关于确定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规定》，已经中央批准，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央组织部一九八○年三月十五日发的《关于确定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问题的暂行规定（草案）》，即停止试行。试行期间，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党组，按照暂行规定（草案）批准改变了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不再变动。
确定和更改干部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必须实事求是，认真对待。对于事实确切，符合规定的，应予更改过来；对于不符合规定，斤斤计较的，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需要查证的，应由组织调查，出具证明的也应当向组织提供。凡未经组织，个人索要或以个人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都是无效的。
附：关于确定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规定
建国前干部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脱离生产以革命工作为职业，或经我党组织决定，接受党的任务，以公开社会身分为掩护，实际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时间。对于以务农、做工、上学和从事其他职业为主，兼做些革命工作或参加过某些革命活动的，应肯定他们为革命做的贡献，但不应计算为参加革命工作时间。
根据上述原则，现对确定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在根据地、解放区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机关以及公营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除本文件另有规定者外，从脱离生产以革命工作为职业的时间算起。
机关的工勤人员和公营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人，凡享受供给制待遇提为干部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当工勤人员或当工人之日算起。
二、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以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入党入团之日算起。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日伪统治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入党之日算起。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根据地、解放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前脱产，一直坚持革命工作，入党时间早于脱产时间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也从入党之日算起。
上述人员脱党（团）或被开除党（团）籍后又重新入党（团）的，除组织上对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问题已有结论者外，从其重新入党（团）或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三、经我党组织决定，接受党的任务，在国民党、日伪统治区以公开社会身分为掩护，主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并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接受党的任务，主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仅有某些革命活动，如为我地下党传递过信件、张贴过标语、参加过反帝反蒋游行示威等，而主要从事社会职业的，不应计算为参加革命工作时间。
四、根据地、解放区的乡或相当乡一级的行政村中，实际上半脱产的乡（村）长、文书、治安委员、财粮委员、武委会主任（民兵队长），建国以前直接提拔为脱产干部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担任这些半脱产职务之日算起。
五、根据地、解放区公立学校的正式教员，凡一贯服从人民政府调动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其在公立学校任教之日算起。
六、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在我党开办的军事学校、干部学校、干部训练班和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大学、公学学习后即分配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入校之日算起。
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在当地解放后开办的革命大学和被我接收、恢复开学的高等学校，以及抗日中学、联合中学、师范、职业学校等各类中等学校和干部学校附设的中学部、预备班学习后分配工作的，从分配工作之日算起。
在职工作人员，由组织选送到各类学校学习，毕业后即重新工作的，其原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不变。
七、起义人员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起义后即参加革命工作的，从起义之日算起；曾资遣回家的，从以后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八、留用人员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其在人民政权下当干部之日算起。
九、转业军人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参军之日算起。复员、退伍军人和精简人员又参加革命工作，凡间断年限不超过三年的，如果原工作年限长于间断年限，可从第一次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否则从第二次算起；间断年限超过三年的，一般从第二次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十、因负伤、患病或队伍转移、组织被破坏等原因脱离革命队伍，离队期间积极寻找组织，主动为党工作，当地解放就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第一次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离队期间未积极寻找组织，也未有损害革命的言行，三年内又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的，也可从第一次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否则，从第二次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自动离职，或因思想落后脱离革命队伍，以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一般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情节严重的逃亡者，如携械、携款、畏罪潜逃，后又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一律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十一、被捕、被俘人员，在被捕、被俘期间没有错误，或虽有错误，但情节较轻，获释后，即积极寻找组织，自觉进行革命工作的，原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不变。自首情节严重，或有叛变行为，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但过去组织上对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已有结论者，一般可不再变动。
十二、被开除公职或判刑，以后又参加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因过失犯罪被判刑，情节较轻的，或缓刑、监外执行未离开工作岗位的，也可以从第一次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十三、对于某些地区性的问题和其他特殊问题，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中央有关部委，可根据本规定精神，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组织部批准执行。
十四、干部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应根据本规定确定。凡不符合本规定的，应按组织手续更改过来。
更改干部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必须由县或县以上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审议，报党委审批。凡省、市、自治区党委管理的干部和更改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以前的，应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审批；凡地（市）委管理的干部和更改到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以前的，应由地（市）委审批。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副省长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司局正职以上干部，报中央组织部审批；中央管理的其他干部，委托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审批，报中央组织部备案。
干部要求更改“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应如实地向组织提出理由和证明人，听从组织审定，本人不得自行变更，也不得擅自索要证明材料。个人出具证明材料，必须实事求是，并有组织、人事部门签署的意见，方为有效。
确定和更改干部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对于干部提出的要求，既要防止不认真负责研究，敷衍应付，轻率否定的态度，也要防止不按规定办事，无原则地迎合个人意愿的作法。
十五、本规定自下发之月起实行。以前有关规定，凡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近年来，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引起社会各界的争论，法学界和实务界也是众说纷纭，争议的焦点是违反该条规定是否会导致相关的投资或担保合同无效。对其的不同理解必然会影响到司法裁判的结果，故很有必要在学术上进行深入的讨论。
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事实上，公司法第十六条不能仅从规定内容上作简单理解和判断，而必须根据相关法理和公司法的立法精神加以认识。笔者认为，公司违反该条规定并不当然导致相关合同无效，理由如下：
1.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并非约束合同效力的法律规范。从规范内容上看，该条规定属于指导公司正确运作即公司权力行使的法律规范，是规范单方行为的规范。因此，其法律约束力仅限于公司行为，该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协调公司或公司权力或执行机构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合同属于双方或多方行为，它显然并不属于公司法的调整对象。根据此条规定判断相关合同是否有效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2.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不能约束公司行为的相对人，这是由公司法的调整对象决定的。从调整对象上看，公司法是以公司为规范对象的法律部门，不能约束其他民事主体。而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而签订合同必然要涉及相对人，这已超出公司法的法律调整范围。故公司对外签订的投资或担保合同是否有效，应依合同法、担保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判断，而不是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
3.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不能等同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行为将导致合同无效，公司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是否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呢？笔者持否定的结论。从民法和合同法的角度理解，“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是合同的内容或合同的形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既非内容禁止，也非形式禁止，只是对公司单方行为的一种程序要求，而不是对公司行为的禁止，充其量也仅是对行为的限制。显然，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是不能简单等同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据此作出合同无效认定的。
4.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不能援引担保法相关司法解释认定合同无效。旧公司法第六十条规定：“董事、经理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董事、经理不得将公司资产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旧公司法第六十条规定是行为禁止，属于强制性规范，违反此规定当然可认定行为（合同）无效。旧公司法的规定已不复存在，担保法的解释也就丧失了法律基础和存在价值，不能再加援引并据此认定担保合同无效。
5.相对人明知公司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而与之签订投资或担保合同的，应认定合同无效。上述情形之所以会导致相关合同无效，并不是公司违反了公司法第十六条，而是合同双方违反了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五款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这也引出了另一个相关问题：合同的相对人有无审查公司行为的义务？笔者认为没有，因为公司法并没有要求也不可能对合同相对人作出这样的要求。法律不能忽视这样的现实：由于种种原因，相对人在现实中往往是缺乏这种能力和权利的。但公司法第十六条是法律规定，是明示的规定，虽不针对、不约束相对人，但依一般法理，相对人有适当注意的义务。正因为如此，在明知公司违反该规定情形下还与公司签订合同，可以认定其与公司的行为属恶意串通。
如果公司提供虚假的通过决议的文件，相关合同是否有效？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这恰恰证明了相对人的善意而不会因此而导致合同的无效。当然，这需要以合同相对人不知情为前提。
北安市法院 刘成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