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营业演出管理办法
上海市政府
上海市营业演出管理办法
上海市政府
（1989年12月2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第23号令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营业演出管理，促进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范围内进行营业演出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营业演出是指通过演出、为演出提供场所或为演出提供中介服务取得收入的艺术表演活动。艺术表演活动是指戏剧、音乐、舞蹈、杂技（魔术、马戏）、曲艺、木偶、皮影等演出。
第四条 上海市文化局是本市营业演出的主管部门。区、县文化局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营业演出的管理。
各级公安、工商、卫生、物价、财政、税务等行政部门应配合和支持文化管理部门做好营业演出的管理。
第五条 未经文化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营业演出。
第六条 营业演出活动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演出内容应当文明、健康。禁止有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任何形式的违法演出活动。
第二章 营业演出单位的审批
第七条 营业演出单位分艺术表演单位、演出场所单位和演出中介单位。
（一）艺术表演单位是指从事艺术表演的剧团（院）等演出经营实体。
（二）演出场所单位是指为艺术表演提供场所的剧场、影剧院、书场、俱乐部、文化宫（馆、站）、礼堂、体育馆（宫）等单位。
（三）演出中介单位是指为演出提供中介服务的演出经营单位。
第八条 从事营业演出的单位，必须按下列规定办理有关审批手续，方可从事营业演出：
（一）市文化局、市级人民团体、部队、高等艺术院校和涉外单位举办的艺术表演单位，应向市文化局提出申请，经市文化局审核批准，发给《营业演出许可证》；其他单位举办的艺术表演单位应向所在地的区、县文化局提出申请，经区、县文化局审核，报市文化局批准后，发给《营
业演出许可证》；
（二）市文化局、市级人民团体、部队、高等艺术院校和涉外单位举办的演出场所单位，应向市文化局提出申请；其他单位举办的演出场所单位应向所在地的区、县文化局提出申请，经区、县文化局审核后报市文化局审批。市文化局接到申请和区、县文化局审核意见后，应会同公安、
卫生行政部门审批，由市文化局发给《营业演出许可证》，公安部门发给《治安管理合格证》，卫生行政部门发给《卫生许可证》。
（三）演出中介单位应向市文化局提出申请，经市文化局审核批准后，发给《营业演出许可证》。
前款规定中，凡具备企业法人条件的，应凭《营业演出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企业法人登记手续后，方可从事营业演出。
营业演出单位合并、转业或撤销时，必须按开业的审批程序办理有关手续。
第九条 申请营业演出的艺术表演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具有一定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的负责人和熟悉业务的管理人员；
（二）有具有一定艺术质量和数量的演出剧（节）目和相应的演职人员；
（三）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必要的排练场所和供演出需要的器材设备；
（四）有必要的管理制度和组织章程；
（五）有规定数额以上、来源合法的资金。
第十条 申请营业演出的演出场所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具有一定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的负责人和相应比例的管理人员；
（二）有适合演出的场地、舞台、观众席位和必要的设施器材；
（三）建筑结构安全合理，消防设备齐全有效；
（四）通风、卫生等设施符合卫生标准；
（五）有必要的管理制度和组织章程。
第十一条 申请经营演出的演出中介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具有一定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的负责人和相应比例的熟悉演出的从业人员；
（二）有固定办公地点和与经营范围相适应的必要设施；
（三）应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四）有必要的管理制度和组织章程；
（五）有规定数额以上、来源合法的注册资金。
第三章 营业演出个人的审批
第十二条 从事营业演出的个体艺人（包括合伙）应向住所地（或合伙负责人住所地）的区、县文化局提出申请，经市文化局考核批准，发给《个体营业演出许可证》后，方可从事营业演出。
第十三条 非艺术表演单位的在职人员，需从事营业演出的，应经所在单位同意后，向住所地的区、县文化局提出申请，经市文化局考核、批准，发给《个体营业演出许可证》后，方可从事营业演出。
第十四条 申请营业演出的个体艺人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本市常住户口；
（二）有艺术表演特长。
第四章 营业演出的管理
第十五条 无《营业演出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营业演出。演出单位和个人进行营业演出时，应携带《营业演出许可证》。《营业演出许可证》不得出借、出租、复制和伪造。《营业演出许可证》每年复核一次。
第十六条 营业演出的票价由艺术表演单位和演出场所单位在市物价局规定的限价内按艺术表演质量和市场需求协商确定。文化主管部门和物价部门应对营业演出票价实行监督检查。
营业演出的收入分成和场租收费等标准按市文化局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营业演出单位发布各类营业演出广告，其内容应真实、健康。需在电台、电视、报刊上播放或刊登营业演出广告的，应经市文化局核准。
第十八条 非演出单位在主办各种庆祝、纪念、比赛活动中，需组织营业演出的，应委托艺术表演单位或演出中介单位办理申请手续，经市文化局审核批准，发给《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其中大型演出活动，还须经公安部门批准后，方可组织营业演出。主办单位不得以此牟利。
第十九条 外国和港、澳、台艺术家表演团体和个人来本市演出，除按国家有关规定，经文化部或市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外，应由接待单位向市文化局申请，发给《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后，方可从事营业演出。
第二十条 业余艺术团队临时进行营业演出，必须向所在地的区、县文化局提出申请，经区、县文化局审批，发给《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跨区、县进行营业演出，应经演出所在地的区、县文化局审核后，报市文化局审批，发给《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
临时营业演出许可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
第二十一条 凡进行营业性组台（包括组团、下同）演出的单位，须按市文化局关于组台演出的规定办理申请手续，经批准后，方可从事营业演出。参加组台演出的人员（包括专业和业余）须经所在单位同意，并出具证明。
外省、市艺术表演人员受聘来本市营业演出，应经所在单位同意，并持有所在地文化主管部门的演出介绍信。
第二十二条 本市艺术表演团体或艺术表演人员（包括专业和业余）去外省、市演出，须经市文化局批准，并出具演出介绍信后，方能与有关省、市文化主管部门联系演出。
第二十三条 外省市艺术表演团体来本市演出，须凭所在省、市文化主管部门出具的演出介绍信、《营业演出许可证》和演员名单，事先征得本市文化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与本市演出场所单位联系演出。
第二十四条 营业演出单位的演出报酬应通过银行结算支付给演出单位；其中艺术表演单位受聘演出的个人报酬由所在单位代扣个人收入调节税、管理费后，付给演职人员。
营业演出个人的演出报酬由主办单位通过银行支付给文化管理部门结算，由文化管理部门代扣个人收入调节税、管理费后，付给个人。
外省、市艺术表演团体来本市演出的演出收入除通过银行支付外，可予支付部分现金，但支付的现金最高额不得超过演出分成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第二十五条 进行募捐性演出须向市文人局申请，由市文化局按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演出收入除必需的成本开支外，应全部用于募捐性项目。
第二十六条 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和其他单位组办各类艺术表演大奖赛活动，并进行营业演出的，须经市文化局批准。
第二十七条 采用赞助性广告形式进行营业演出的，应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财政部的有关规定，编制计划和费用预算报市文化局审定，经市文化局同意后，向市或区、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申请手续，经批准发给《临时性广告经营许可证》后，方可举办赞助广告活动，并接受工
商行政、财政部门监督检查。
广告赞助费如有盈余，应纳入主办单位收入，不得私分，并按累进比例上缴市文化局作为表演艺术基金，具体办法由市文化局会同市财政局制定。
演出单位接受其他单位经济资助，须签订合同，并将合同副本交文化管理部门备案，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营业演出单位和个人需在街头、广场、绿化地带等场所进行营业性演出活动的，必须经文化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批准。
宾馆、饭店、公园等场所接受艺术表演单位和个人进行临时性营业演出的，应向市文化局提出申请，由市文化局会同公安、卫生等行政部门审核，经批准发给《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后，方可从事营业演出活动。
第二十九条 演出单位应自觉遵守国家和本市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服从文化管理部门管理，并接受持有《上海市社会文化稽查证》的稽查人员的检查。
第三十条 营业演出单位和个人应按期向文化管理部门交纳管理费，具体标准由市文化局会同市物价局、市财政局制定。
第五章 营业演出合同的签订
第三十一条 凡在本市进行营业演出活动，当事人均应签订书面营业演出合同。签订演出合同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贯彻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得利用演出合同进行违法活动，牟取非法收入，扰乱社会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第三十二条 营业演出合同应具备下列内容：
（一）演出剧团、节目内容、领队和主要演职人员；
（二）演出票价、演出收入分成比例和公提分担费用；
（三）演出日期、地点、场次和装拆台时间；
（四）违约责任；
（五）签约双方约定的其他内容。
第三十三条 演出合同的变更、解除及无效演出合同的确认，按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签订营业演出合同应报市和区、县文化管理部门备案。无《营业演出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不得签订营业演出合同。
第六章 营业演出纠纷的仲裁
第三十五条 营业演出发生纠纷时，双方当事人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因营业演出合同发生纠纷的，向合同履行地或者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二）除营业演出合同纠纷外的其他营业演出纠纷由市或区、县文化局负责处理。
第三十六条 各级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在受理演出合同纠纷案件时，可聘请文化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担任兼职仲裁员。兼职仲裁员与专职仲裁员在执行仲裁职务时，享有同等权利。
第七章 处 罚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视情节轻重，给予下列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五、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条规定的，由文化管理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三千元以下或非法所得额三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其停业整顿，或吊销其《营业演出许可证》。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由文化管理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由物价部门按物价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由文化管理部门责令收回或消除广告，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或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广告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四）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文化管理部门追回已发的现金，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下罚款；屡次违犯者，可责令其停业整顿或吊销其《营业演出许可证》。
（五）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财政部门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第三款规定的，由文化管理、财政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罚。
（六）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文化管理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非法所得额三倍以下罚款，或由公安部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
（七）伪造《营业演出许可证》或演出介绍信等演出证件进行非法演出的，由文化管理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罚款必须出具罚款收据，罚款收入应全部上交财政。
第三十九条 文化管理部门的稽查人员，有权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作出查扣《营业演出许可证》的决定，凡拒绝、阻挠检查的，由公安部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对区、县文化局处罚不服，当事人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次日起十五天内，向市文化局申请复议。
第四十一条 市、区、县文化局及其工作人员，应忠于职守，文明执法。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者，由主管部门追究其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凡在本市营业演出活动中穿插武术、气功、健美表演的，应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文化局负责解释。市文化局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年一月一日起施行。一九八三年二月八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上海市文艺演出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1989年12月24日
谈“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郭 瑞 曹 柯
在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场景：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因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但二审判决不仅没有减轻其责任，反而还加重了上诉人的责任。对此，拿到二审判决书的上诉人不仅感到失望，而且还很疑惑，抱怨在对方没有上诉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判其承担比一审更重的责任？为什么不能像刑事诉讼中“上诉不加刑”原则那样建立一个保护上诉人上诉利益的原则，以减轻民事诉讼中上诉人承担的风险？为解决这个问题，学者提出了在民事诉讼中确立“上诉不加重”原则（又称为“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或“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办法，其内容是在民事诉讼的二审程序中，要求二审法院对上诉案件的审判原则上不能将上诉人置于更加不利的境地，既不能加重上诉人的民事责任，也不能减损上诉人既得的民事利益，使上诉人的负担不得因上诉而超过一审判决[①]。
“上诉不加重”原则提出的目的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打消上诉的顾虑，便于当事人行使上诉权。但对于“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目前学术上的探讨还比较有限，对具体的理解与适用问题更是涉及较少，以致于在司法实践中对该原则的掌握比较混乱。基于此，本文拟从理论上、制度上以及操作上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和理解“上诉不加重”原则：
一、“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理论基础。
（一）审判权的地位变迁
由于我国司法审判权依附于行政权力的历史，使得不论对社会而言，还是从法院自身来看，法院审判行政化的色彩特别浓厚。要求法院发挥主动性，为当事人排忧解难的愿望在社会中也广泛存在，并且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市场、小政府”的市场要求强调的是国家机关行为的被动性，这一点对法院审判权的行使来说尤为重要。“不告不理”的法制传统注定了司法审判权天生的被动性，而法制现代化也必然使民事诉讼的改革不单局限在当事人主义构架的建立方面，更是要发挥当事人的主动性，使当事人摆脱作为审判客体的尴尬地位，建立以诉权行使为主线并贯穿整个审判始末的司法审判新体制。在这种背景下，审判权由主动转为被动的地位变化为“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司法观念上的准备。
（二）对“有错必究”的重新认识
“有错必究”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制原则，也是法院树立公正形象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上已经成为了司法权威的象征。随着社会的变革，以前那种竭力去找回逝去已久的客观事实，去实现事过境迁的司法公正的模式已经与现代社会对法制的要求不相符合。现代法制所推崇的价值观念要求法院在维护公正的同时，还要考虑到自由、秩序、效率等价值观，并找准这几种价值的平衡点。在这种环境下，“有错必究”就不能脱离法所具有的多重价值属性而单从司法公正这一个角度去理解。对“有错必究”中的“错”的认定，除了考虑是否分配不公或机会不等外，还要看是否有违自由处分的原则，是否影响秩序的稳定，以及是否导致了诉讼资源的浪费等等。在纠正这些“错”时，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从各个方面综合评价，作出妥善处理。正由于纠错标准的多样化与复杂化，使“上诉不加重”原则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我国长期所遵循的法制原则之中。
（三）二审程序的性质探讨
从多审级设置的目的来看是要保证公平的结果，但是诉讼也不能遥遥无期的进行下去，因而在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益之间始终存在一个取舍的问题，这样的取舍就决定了诉讼程序的性质。对于民事诉讼二审程序的性质，目前理论上分为复审主义、事后审主义和续审主义三种。我国由于长期受前苏联诉讼制度的影响，一直采用的是复审主义的观点，目的是为了尽最大程度追求客观公正。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民事纠纷越来越多的起诉到了法院，一味追求公正的诉讼价值观念受到了挑战，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的呼声促使民事诉讼的价值观开始向司法效益倾斜。再加上我国加入WTO后对司法体制又提出了如何与国际接轨的新要求，二审程序的性质已经逐步由复审主义转向了国际普遍采用的续审主义观点。第二审不再对第一审全部的内容重新进行审理，而是以一审为前提对当事人不满意一审的部分继续进行审理。这种转变就使得“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确立成为了必然。
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变化，法院对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提出的上诉不再是对一审内容的重新审理，二审程序也不再以实现单纯的纠错功能为目的。按照现代法制的要求，新的诉讼模式应当尊重当事人自由处分的权利，实现司法效益；应当权衡公平、自由、秩序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从制度上扫除诉权行使的障碍，吸收当事人的不满情绪，使当事人更能够理解和接受二审裁判的结果，发挥法院终局裁判的效力。这样看来，通过不加重上诉人责任的方法来打消上诉的顾虑已经成为了现代法制条件下民事诉讼二审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
二、“上诉不加重”原则的法律依据
“上诉不加重”原则在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法中尚没有明确的规定。其实，作为一项原则，其在国外的民事诉讼制度中也没有以具体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贯穿于处分权、上诉权以及二审审查范围等法律规定之中。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实际上已经为“上诉不加重”原则的适用奠定了法律基础。
（一）明确了当事人的处分权
在《民事诉讼法》第13条中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该规定确立了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处分权，为诉权理论乃至于诉讼模式的构建提供了制度上的基石。当然，以诉权为主线而提出的“上诉不加重”原则也以此规定作为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二）规定了二审的审查范围
《民事诉讼法》151条明确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的法律进行审查”，该条规定对二审的审查范围予以了明确，确定了二审续审主义的性质。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0条中规定了“第二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51条的规定，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时，如果发现在上诉请求以外原判确有错误的，也应予以纠正”，但该解释因为与现代诉讼体制的要求不符，后来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5条中被改为了“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个解释中重申了二审的审查范围应限于上诉请求的原则，也为“上诉不加重”原则的提出做好了准备。对于该《规定》之所以将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行为排除在原则的适用范围之外，原因是要在承认辩论主义和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同时，对于不属于私权纠纷的行为进行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在最近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13条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即“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这样的除外条款使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益以及他人合法利益的当事人不能享受辩论主义和自由处分原则的垂青，也为“上诉不加重”原则的适用划定了界限。
（三）指出了法院审判的被动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该条规定从建立释明制度的角度明确了法院审判的被动性，强调了法院的审理不能脱离当事人的意志。法院审判权的被动性毫无疑问就是“上诉不加重”原则建立的核心。
（四）更正了对错案的认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6条规定“由于当事人的原因未能在指定期限内举证，致使案件在而二审或者再审期间因提出新的证据被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改判的，原审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一方当事人请求提出新的证据的另一方当事人负担由此增加的差旅、误工、证人出庭作证、诉讼等合理费用以及由此扩大的直接损失，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纠正了一些人认为只要原审裁判与案件的真实事实不一致就是裁判错误的观点，打消了追求客观真实那种不切实际的愿望。从认识论的理论层面和法律约束的制度层面两方面来看，由于诉讼中对证据的认知受特定时间、空间和探知手段的限制，可能出现法院查明的情况与案件事实不一致的情形；并且在有些案件中即使查清了客观事实，如果存在权利失效或失权等情况时，判决结果也可能与客观公正不符，但在法律上就不能认为在这些案件中法院所作出了错误的裁判。减少了这方面的压力后，按照“上诉不加重”原则裁判的案件就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
从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在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制度中已经在当事人的处分权，二审审查范围、审判的被动性和对审判错误界定等方面建立了相关的制度，为“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确立做好了法律上的准备。虽然没有具体的规定提及“上诉不加重”原则，但作为一项操作中实际运用的原则所必须的法律支持已经完全具备了。
三、“上诉不加重”原则的要件
简而言之，“上诉不加重”就是不得在二审程序加重上诉人的责任。但作为一项诉讼原则，其内涵所包括的要件则远不止于此，具体可以分为以下4个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