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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事诉讼目的的几点思考

周成泓


一、民事诉讼目的的哲学思考
（一）目的的一般涵义
“目的”作为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是在人们根据需要进行有意识的活动时，基于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对其活动结果的预先设计，实际上以观念形式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理想目标，它是人的自身需要与客观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的一种反映。“目的”包括以下几层含义：（1）“目的”只适用于人事，即与人的活动有关的范畴。在世界上，只有具有理智、具有意识的人才能进行有目的的活动，正如康德所指出的：“有理性者与世界的其余物类的分别就在于有理性者能够替自己立个目的。”（2）“目的”是以主观观念存在的东西，即以观念形态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主观追求。（3）“目的”的提出和设定，必须以客观的因果性和规律性为前提，并且要受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目的”这一哲学范畴，其形式虽然是主观的，但内容确是客观的，是主客观的统一。同时，“目的”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我们只有在其历史的过程中才能把握其真正的内涵。
（二）民事诉讼目的的内涵
民事诉讼作为特殊主体在特殊领域中所实施的活动，与一般社会活动相比有其特殊性。具体来说，民事诉讼目的是指国家基于其客观需要和对民事诉讼本质属性及规律的认识，而预先设立的通过民事诉讼活动所期望达到的理想结果。其特征有三：（1）民事诉讼目的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民事诉讼的本质在于运用国家权力解决民事主体之间的冲突和纠纷，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民事诉讼目的是指国家设置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2）民事诉讼目的是基于国家的特定需要和对民事诉讼本质属性及规律的认识而预先设定的民事诉讼结果的理想模式。没有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民事诉讼也就没有产生和存在的必要，当然也就没有民事诉讼目的而言。在对民事诉讼本质属性及规律缺乏认识的基础上设定民事诉讼目的，就会不切实际而无法实现。因此，科学的民事诉讼目的必定是主客观辨证统一的结果。（3）民事诉讼目的是一个动态的范畴。从整体上讲，维护统治阶级所确立的社会秩序是任何历史阶段、任何国家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但民事诉讼的具体目的与内涵却因时而异，即使是同一历史阶段的相同性质的国家之间，由于其任务、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因素的不同，民事诉讼目的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任何试图用抽象、静止的观点来考察民事诉讼目的的做法都是有违客观规律的，因而是不科学的。

二、研究民事诉讼目的的意义
目的是构建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的基点和归宿，是民事诉讼实践的内在要素和终极目标，在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基石。其理论意义在于为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一个更高层次的争论场所，人们可以把民事诉讼目的论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提出来探讨。在实践上，对民事诉讼目的的研究可以为民事诉讼制度设计提供一种基本理念。此外，民事诉讼目的论还可以为法官解释法律提供方向性的指导。具体说来，研究民事诉讼目的的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民事诉讼目的进行研究,有助于民诉法学理论研究的内容的深化,促进民诉理论体系的完善
以民诉法学研究对象为基准,可以将其划分为注释民诉法学、对策民诉法学和理论民诉法学。以往我国民诉法学研究主要侧重于注释民诉法学和对策民诉法学，但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条件下，司法实践中的许多新课题单靠注释法学和对策法学是无法解决的，迫切需要学者们将研究的视野更多地转向民诉基本理论的研究。民诉目的论正是理论民诉法学中的核心课题之一，是研究民诉制度的前提和出发点。如何确立民诉目的，直接影响着诉讼主体的确定，诉讼职能的划分，诉讼原则的设立和诉讼模式的构建等。因此，研究民诉目的有助于促进民诉理论向纵深发展。
（二）对民诉目的进行研究，有助于民诉法的指定、修改和完善
目的法学派创始人耶林曾指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立法者在制定或修改民诉法时，首先必须要有明确的目的，而这种目的又必须有科学的目的理论作为支撑。如果民诉目的理论不发达，就难以形成科学的民诉目的观，而没有科学的民诉目的做指导，就无法保证民诉立法的科学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诉目的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也具有时间意义。
（三）研究民诉目的，有助于民诉法的贯彻与实施
由于立法者的局限性等原因，任何一部民诉法，在其内容上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民事案件千差万别，社会生活也在不断变化，在诉讼实践中，如何将民诉法的规定适用于具体案件，对法律无明文规定的问题怎样处理等，都与司法人员的民诉目的观相关。因此，研究民诉目的，树立科学的目的观，有助于司法人员和一般社会成员准确地理解民诉法的精神实质，从而保证民诉立法意图的充分实现。

三、各国关于民诉目的的学说
民诉目的论与诉权论有着密切的联系。传统的诉权理论中存在着几种学说，即私权说、公权说、权利保护请求权说以及司法行为请求说。大致与之相对应，关于民诉目的的学说也存在着以下几种：（1）基于民诉制度乃是保护私人权利观点的权利保护说；（2）认为民诉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私法秩序的维护法律秩序说；（3）主张民诉是解决纠纷的制度的纠纷解决说。在这三种基本学说中，第（1）和第（2）种深为的国学者提倡，而第（3）种学说则由日本学者兼子一所倡导。近年来，在日本还出现了民诉制度的目的多元说的观点。此外，还有一些受英美法影响的学者提出了程序保障说。而日本学者高桥宏志认为关于民诉目的的议论并布局有多大意义，因此应将之束之高阁，被称为“搁置说”。以下对世界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民诉目的论学说的现状作一简介
（一） 德国
在德国，诉讼目的论的学说主要表现为权利保护说与维护私法秩序说的攻防交替。在近代民事审判制度诞生的19世纪，由于个人主义的膨胀，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的优越地位得以突出，因而权利保护说极为盛行。但是，随着国家对民事诉讼干预的加强，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逐渐退居下风，与此同时，维护法律秩序说终于抬头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二战后，由于德国著名民诉法学者罗森贝克等人的倡导，维护法律秩序说的通说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德国民诉法学界又逐渐倾向于权利保护说的观点。
（二） 日本
日本法律深受德国的影响，这也反映在其诉讼目的论学说上。二战前，日本民诉法学界对于民诉目的论的议论，也大致划分为权利保护说和维护法律秩序说两派，其中的维护法律秩序说曾经长时间占据通说的地位。到了战后，东京大学教授兼子一提出了纠纷解决说，并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赞同，成为迄今难以动摇的通说，不过，其他学派并未因此偃旗息鼓，他们的追随者仍然以各种方式宣传自己的主张，如竹下守夫教授就提出了被认为是对权利保护说进行重构的“权利保障说”。此外，由于受到美国等国家法律文化的影响，诞生了号称为“第三次浪潮”程序保障学说等新派学说。
（三） 美国
由其法律传统等方面的影响，美国没有类似大陆法系国家关于民诉目的的议论，但透过美国学者的著述，仍然可以从中闻到纠纷解决说的气息。美国学者的议论大致将诉讼视为当事人实现权利的最终手段，他们主张，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在于解决纠纷，消除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争执和冲突。

四、我国学者关于民事诉讼目的的学说
（一）维护社会秩序说
传统的民诉法教科书一般都是根据民事诉讼法典来阐述民诉法的任务并进而阐发民诉目的的，即通过完成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四个任务，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从民诉法典第2条的规定来看，立法者是按照一般法律普遍使用的阐述立法目的的形式来阐述其目的的的，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而表现出较为浓郁的国家观念和国家干预意识，是我国传统职权主义诉讼体制的典型反映。诉讼法学者李祖军教授将其称之为“维护社会秩序说”，笔者以为甚为允当。
（二）诉讼目的多元论
此说目前较为受我国学者青睐。诉讼目的多元论将民诉目的建立在多种价值的考量上，主张诉讼应满足各种主体的价值需求，这是一种试图融合各种立场的折衷学说。这种学说貌似公允，实则没有说明什么问题，因为研究民事诉讼目的本身的基本宗旨，是要在多种价值目标中，结合本国社会经济状况，选择出一项足以决定民诉制度内容及形式的最高价值，以使其成为民诉法立法论、解释论之指导坐标。而多元论则是在民诉的多项价值和功能中不做选择，将多项价值等量齐观，统统视为民诉制度的目的，从而违背了民诉制度研究的目的。此外，多元论使研究流于一般化，竟至与民诉价值论、功能论，甚至民诉制度的作用和任务等问题相互混淆，从而使诉讼目的论由于没有明确的价值选择而失去了作为民诉基本理论的意义。
（三）纠纷解决说
此说为我国学者刘荣军教授所倡导。在《论民事诉讼的目的》一文中，他基于民诉目的与司法制度的作用，与民事诉讼构造的形成，与民诉法解释相互关系的事实，透过中外法治国家关于诉权和诉讼目的论的学说现状，分析了了民事诉讼制度运行所依赖的法院审判权和当事人请求权的内涵，阐述了审判机能与民事诉讼目的论、民事诉讼构造、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与纠纷的解决等关系，从而主张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民事纠纷。该文认为，法院的民事审判权必须通过民事诉讼的形式才能行使，而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和运行又有赖于法院权的行使和当事人请求权的行使。因此，国家设立民事诉讼的目的要体现这两种权利，即法院的民事审判权和当事人的民事请求权所追求的诉讼目的的结合。而解决纠纷作为民事诉讼目的正体现了这种结合。纠纷解决说极力主张为了真正解决纠纷而积极支持法官的裁量或创制法的活动，与英美法中的司法优越的理念有共通之处，该学说的提出与西方自由法学运动后出现的利益法学及其发展形态的价值法学对实务和理论产生的影响有密切联系。受利益法学的影响，纠纷解决说认为，即使不考虑实在法的存在，民事诉讼也可以被看作是国家或社会对付自身矛盾的本能性反应。此说并不完全忽视立法者的意图，但它更倾向于为着纠纷解决的目的而支持和鼓励法官在个案中灵活适用法律。纠纷解决说由于拒绝将实体法规范作为定立诉讼制度目的的基础，与近代国家原理大相径庭，另外，此说未将实体权利的保护列入民事诉讼目的范围也不符合宪法保护实体权利（财产权）的宗旨。因此，纠纷解决说也存在着缺陷。
（四） 利益保障说
此说为我国学者李祖军教授所提倡。其基本内容是：宪法在赋予公民主权时，也同时赋予公民以自由权、财产权及生存权等项基本权利，为保障和实现上述基本权利，宪法又赋予公民以诉讼权，并设立司法机关使其依法确保公民以权利主体的资格获取精神性和物质性利益的愿望得以实现。为发挥此项司法作用，依照宪法规定精神，国家便设立民事诉讼制度，并授权法院负责实施和运作。在此意义上，当事人就某项特定利益（法律所认可并保护的利益）发生争议而向法院提出，并会同法院以诉讼的方式进行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从而发现利益的归属并以判决予以确认，以强制力保证其得以实现。据此，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应是利益的提出、寻求、确认和实现，即利益保障。李教授并认为，其所提倡的利益保障说中的“利益”包含了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民事诉讼的目的，不仅应依照实体法的规定，廓清民事法律关系，确定权利状态，从而贯彻宪法关于保障实体权利的规定：还应依程序法的规定，以追求程序利益为己任，以与宪法关于保护诉讼标的以外各项基本权利的上述宗旨相一致。
对此说笔者还未认真进行研究，故而不便进行评述。

五、确立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目的的依据
民事诉讼目的的设定，不是统治阶级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根据各种客观情况所选择的。笔者以为，确立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一）确立民事诉讼目的的理论依据：民事诉讼的本质及规律
首先，运用国家权力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争议，是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它包括两层含义：第一、由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来解决民事争议，这是民事诉讼与其他相关的民事程序制度，如仲裁、诉讼外调解等的本质区别之所在。第二、民事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争议，实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国家不能主动进行干预。这就决定了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必须符合当事人的目的。从国家角度来看，恢复原有的法秩序固然是其对民事诉讼寄予的理想，但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通过民事诉讼的具体目标的实现来达成，而民事诉讼的具体目的应当符合当事人目的，。因此，民事诉讼必须符合当事人的目的，这是确立民事诉讼目的的首要依据。
（二）确立民事诉讼目的的价值取向：公正和效率
民事诉讼作为人类社会高度发达后所进行的一种特殊的理性行为，应当要服从一定的价值目标，即服从于实现民事诉讼目的要求的行为价值取向。着稳重价值取向的选择应当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选择，不能抽象地讨论价值问题。自2001年始，最高人民法院就明确地提出：“公正与效率是21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民事诉讼目的的设定，自然应当符合这一价值目标的追求。
（三）确立民事诉讼目的的法律依据：宪法及其理念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既是其他各项立法的依据，也是确立民事诉讼的目的、指定和实施民事诉讼法的根据在现代法治社会，宪法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在承认国民主权的同时，亦保障公民享有自由权、财产权及生存权等基本权。为保障实现此等基本权，宪法又承认公民有诉讼权，设立司法机关使其依法裁判当事人间的法律争议。由此，民事诉讼制度的设立、运作和使用，应当以追求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目的，同时，为防止程序上的不利益减损、消耗或限制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益，应当将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同等看待，要给予同等的保护。因此，将民事诉讼目的界定为“合理地保护和实现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和程序权益”是符合宪法的精神的。
在宪法对某个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场合，我们可以根据宪法的基本理念（如在本次宪法修正案“国家保护人权”颁发之前，我国司法实务部门的同志就曾经根据宪法的精神处理过一些民事案件）来处理民事诉讼问题。当然，这样做时必须慎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解读

刘文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下简称“解释（三）”）于2010年9月14日公布施行。解释（三）与解释（一）、（二）一样，针对目前各地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存在的普遍问题，特别是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争议案件，弥补法律了的粗陋和疏漏，解决和澄清了部分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另外，解释（三）承认劳动合同关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达成的合意，对于劳动者恶意滥用诉权的行为也予限制，是该解释的重要亮点。解释（三）是在“两裁共规”、劳动人事并部管理的大背景下出台的，须有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出台，才能够正确贯彻实施；解释本身也存在着“粗陋和疏漏”问题。
　　一、“两裁”初共规的立法特点
　　解释（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劳动争议仲裁和人事争议仲裁于2009年1月1日统一适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后公布的第一个司法解释，但与解释（一）、解释（二）一样，仅针对劳动争议案件而未涉及到人事争议案件的法律适用。这与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人事部合并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后颁布的其他相关规章类似，虽然将人事争议与劳动争议同时提出，但内容实质上多针对劳动争议而极少涉及人事争议。如果国务院长期保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目前的行政设置，处理劳动和人事争议裁决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将会长期以劳动争议重点；同时，人事争议仲裁逐步吸收劳动争议方面的制度精华和司法实践经验，逐步使劳动争议与人事争议完全适用同一规则处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及司法实践中，作为用人单位的管理者，熟悉处理劳动争议方面的法律法规就足以满足日常管理需要。但作为从事专业法律人士，则应当注意主动学习和吸收人事争议方面的知识以备不时之需。

　　二、扩大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亟需配套法律支持
　　解释（三）顺应了国家和政府“维稳”的要求，将司法实践中可能两类导致群体事件的劳动者“投诉无门”的案件纳入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其一是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其二是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另外，还将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加付赔偿金的。“社会保险待遇赔偿争议”和“改制争议”往往是一个用人单位中众多员工都存在的问题，容易引发群体事件，但过去不少地方法院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及法院对这两类案件不予受理。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加付赔偿金”也因存在行政处理前置的问题。如果劳动者没有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或者虽已投诉但劳动行政部门不作为，没有作出“加付赔偿金”的决定，劳动者还是无法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的。现将这三类案件作为了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是可解决劳动者“投诉无门”的问题，但是，裁决机构如何裁决，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社会保险待遇赔偿争议”面临着缺乏赔偿范围、赔偿标准甚至是在受民法规定的时效限制等问题。当然，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用人单位未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受到损害，远不止不能补交社会保险那么简单，如果没有统一标准，授予法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势必会造成新的司法实践的混乱。至于企业“自主进行改制”，也同样没有明确的界定。如果是政府主导的“改制”引发的争议，是否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也存疑问。至于“加付赔偿金”争议，如果未经行政处理前置甚至仲裁前置程序，法院是否可以直接作出对实体权利的判决呢？如果不可以，劳动者同样要面对因行政不作为而致法定权利无法获得的困境；如果可以作出实体权利判决，则法院可能代为行政机关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权力，是对现行基本法律制度的挑战。
　　总而言之，法院从保护劳动者的诉权角度扩大了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体现司法机关敢于为政府分忧的责任心，但是如无相应的配套规范，法院也很难统一司法标准甚至难避“越权”之嫌。

　　三、增加诉讼主体，加大了对劳动者的保护
　　解释（三）对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以挂靠等方式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的经营者发生争议的，将经营者或/及出资人、营业执照出借方列为当事人，对于仲裁阶段遗漏的必须共同参加仲裁的当事人追加为诉讼当事人；被追加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处理。这些规定无疑扩大了对劳动者的保护，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将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以挂靠等方式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的经营者直接称为“用人单位”，显然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概念有抵触。二是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经营者发生争议的，将“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第四条），是否意味者劳动者只能在经营者或者其出资人中选择其一作为当事人而不能同时选择呢？如果是，劳动者的权利仍然无法得到全面保护。笔者认为，在此应当“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应当是并列关系（同时被选择）而不是选择关系（二者择其一）。三是法院在追加仲裁阶段遗漏的当事人，在一审阶段尚可施行；如在二审阶段发现遗漏了“必须共同参加仲裁的当事人”，是否也可追加，应当明确。如果在二审阶段增加仲裁阶段遗漏的共同仲裁参加人并对其应当承担的一并处理，显然剥夺该当事人在仲裁、一审阶段的抗辩权力，对于该当事人显然是不公平的。这些不能不说是解释三的“粗、漏”之处。

　　四、对特殊用工关系的处理，加大了对弱势劳动者的保护
　　解释（三）规定，对于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按劳务关系处理（第七条）；对于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按劳动关系处理（第八条）。同样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主体资格“不适格”者建立用工关系，但区别对待，体现了对相对更加弱势的劳动者的保护。但是，如果这些涉及弱势劳动者关于社会保险待遇、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未签订劳动合同而要求用人单位双倍支付工资等方面的请求，如果仍然按照劳动关系处理，则可能引发更多的新的需要法律明确规定的问题。

　　五、首次承认劳动合同关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合意
　　解释（三）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
　　我国的劳动立法，向来都将保护劳动者的权益置于首位；一直将劳动者认定劳动合同关系中弱势的一方。劳动立法向来力求明确和强化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鲜有对合同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的合意的承认，更无对劳动者契约意识的强调。由于总将劳动者作为弱势一方对待，一些用人单位因没能跟上我国劳动立法的快速变化而与时俱进地仅从形式上调整公司的薪酬结构（如珠三角地区港商习惯采用的月薪制），被部分员工离职前 “秋后算账”，提出了天价加班费请求；同时还作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理由。甚至有一些无良的法律工作者，以此理由鼓动用人单位的整个部门甚至整个公司的员工以公司未足额支付加班费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要求公司支付开价加班费及经济补偿。还有些劳动者，在按照双方一致达成的协议取得报酬或者补偿、赔偿后，又以处于弱势地位，被欺诈、胁迫或者用人单位乘人之危等理由提起额外请求。裁决机关，也基于劳动者是弱势群体的惯性心理，否定双方的真实合意，裁决用人单位承担额外的义务。此条规定，无疑是对于我国劳动立法缺陷的补充，也是我国劳动司法实践的一大进步。另外，规定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反悔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第十一条），其实也是对当事人合意的承认。

　　六、对于加班事实举证责任的重新分配
　　解释（三）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第九条）。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无法提供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与仲裁请求有关的证据，仲裁庭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提供。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能够证明加班事实的证据材料，一般均由用人单位掌管，过去均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范畴，现解释（三）规定由加班事实由劳动者负举证责任，与目前大量涌现的劳动者漫天要价的加班费“秋后算账”不无关系式。此规定对部分员工滥用诉权的行为进行了限制，但也不能不让人担心部分无良老板强迫员工超时加班而不付或者少付加班工资的现象重新泛滥。

　　七、明确的终局裁决的标准及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了终局裁决、久裁不决可直接提起诉讼等制度，但存在认定标准不够明确，缺乏可操作性。解释（三）对这两项制度进行了细化，明确规定劳动者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规定，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如果仲裁裁决涉及数项，每项确定的数额均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应当按照终局裁决处理。对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问题，也进行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具有了更强的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