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中国法医学鉴定体制浅论

山东省昌邑市人民医院 郝 亚 东

　　摘要：中国法医学鉴定体制重建于1980年，经过二十年的司法实践证明该体制已不符合现代中国法制的需要，本文论述了现行体制存在的弊端， 并提出建立新型体制模式的初步构想。
　　关键词：法医鉴定体制 法医鉴定结论

法医学鉴定是依据法医学专门知识，对与尸体、 活体以及与人体上的各种物质有关的问题进行医学分析、鉴别和判断，从而取得死亡原因、伤害程度、凶器种类、血型分析等结论性意见， 它在诉讼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案件性质的重要根据， 同时又是鉴别案内其他证据是否真实的重要手段， 在某些案件中，法医学鉴定结论作为一种证据材料， 有着举重轻重的作用， 但是由于我国法医学鉴定体制不够完善，在鉴定的复核程序等许多方面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 使得法医鉴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可变性， 不同鉴定人往往会在同一问题上提出针锋相对的鉴定意见， 这样在诉讼中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法医学鉴定结论作为最应具有科学性的证据材料， 经常会成为当事人提出质疑最多的证据材料。
法医学鉴定结论是通过采用一系列科学手段和科学方法进行严密的科学活动的结果，具有科学性， 同时它又是一种法定证据材料， 这种证据材料只有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进行审查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法医学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与法定性， 决定了法医学鉴定体制的建立，必须满足其以上这两方面的要求， 即鉴定体制必须有助于达到鉴定结论的科学目标， 同时鉴定结论又必须接受法律程序的严格检验， 以确定其是否具有严谨的科学性，能否可被接纳为证据， 从而在案件审理中得以采用。
我国法医学鉴定体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法医学鉴定体制建立于1980年， 由于当时我国的法制建设尚处初创阶段， 因此未能就法医学鉴定体制的组建进行严格的科学论证，只是依据公、检、 法三机关“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原则，在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内部都建立了相应的法医鉴定机构， 但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 仅仅依据抽象的制约监督原则， 在实践中这种体制难以满足法医鉴定结论的法律要求，同时由于当时我国法医学专门人才较少， 故这种体制也不能满足法医学鉴定结论的科学性要求，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我国法医鉴定队伍日益壮大， 但由于现行体制的制约，法医学鉴定队伍的人才优势无从发挥， 难以充分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与法律上的要求， 随着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国现行法医学鉴定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甚至已严重阻碍了司法工作和司法改革，简要概括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 法院法医鉴定职能的存在难以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与其法律上的要求。
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法院应当始终保持完全中立的公正的立场， 在形式上不能受雇于当事人一方或另一方， 即原则上要求法院不能具有任何的偏向性，而法院法医则不同， 其在对外开展业务活动时，依一定的标准的收取鉴定费用， 此时法医是受一方当事人的委托从事鉴定活动， 虽然法律对法医学鉴定的要求是其应具有科学性、公正性和中立性， 但法医鉴定活动具有社会性质， 它是面向社会提供法医学鉴定服务的实验性机构。单纯从形式而言， 法医是受一方当事人的委托从事鉴定活动的， 它收取当事人的检验费用，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因此其具有偏向性， 这种偏向性与法律对鉴定活动的中立性要求是并存的， 这二者之间的矛盾通过鉴定人自身的主观意志来进行调和， 即鉴定人依靠自身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对科学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行公正、中立的鉴定活动， 但这种在形式上的偏向性存在是无可置疑的。
由于法院法医与法院之间的特殊关系， 使得法院法医在诉讼中具有了双重身份， 他既是法院的下属机构，为法院提供法医学鉴定方面的咨询活动， 同时又为当事人所委托提供鉴定服务， 客观上为该方当事人的证人，法院法医在诉讼中的这种双重身份无疑将改变法院的根本性质，改变法院作为案件审判者应具有的中立、 公正的性质。 法院指定当事人委托本院法医进行法医学鉴定的同时又就有关鉴定问题向本院法医咨询， 这种“自鉴自审”的方式难免使法医学鉴定结论的公正性与客观性受到怀疑。在司法实践中， 受案法院作为涉讼的法医的上级，不可能毫无偏私的审查鉴定结论， 特别是在有数份不同鉴定结论的情况下， 只要其中的鉴定结论之一出自本法院的法医之手， 受案法院就会偏袒自己的法医所作出的鉴定结论，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 其原因与法院法医与法院间的特殊关系是不可分的。 为维护本法院的权威性，本院法医的鉴定权威性及为了照顾自己(受案法官)与承办鉴定事务的法医本人间的同事关系，一些法官往往不经辩论和质证程序而直接采纳本法院法医的鉴定结论， 这种外在的偏私形式显然不符合法医学鉴定结论的法律要求， 而且由于其没有经过法庭辩论程序的严格考验，鉴定结论的科学性目标也是同样难以得到实现的。
二、 现行法律对法医学鉴定人的资格及权利义务等无明确规定，难以保证法医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与公正性。
对法医学鉴定人资格的审查确定， 应当有一定的标准， 而我国法医学鉴定制度并未对此做出相应的明确规定，由于我国法医学鉴定机构设置混乱， 各法医鉴定机构自定准入条件，各机构人员自由出入， 在个案审判时法官随意指定鉴定人，没有做到法医学鉴定人的专业化、行业化管理。
作为法医学鉴定主体的鉴定人， 主导着鉴定的整个过程， 其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平直接影响着法医鉴定结论的质量。法医鉴定工作本身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由于我国目前尚无较完善的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 在具体的法医学鉴定活动中，鉴定人的指定、 选择无明确的标准，具有极强的随意性、 在组织鉴定时很难保证相当难度的鉴定由相应职级资格的人员进行， 这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了法医学鉴定的质量， 同时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医学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 司法机关办案人员和诉讼当事人对鉴定人的资格、能力、 业务水平等方面的监督无从实现，使诉讼过程“举证、质证、 认证”时控辩双方及法官都处于一种无奈的境地，只有多次委托鉴定， 这无形中增加了国家和当事人人力、财力的浪费。
现在我国法医学鉴定人的来源主要是高等医科学校毕业的学生， 这些人走出校门即来到单位从事法医鉴定工作，由于学校专业课程设置不尽合理， 加之未建立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和完善的毕业后的继续教育、 进修和培训制度，法医鉴定人的责任、 权利和义务无从保证，没有相应的错案医院制度，缺乏激励机制， 而法医学学科的发展更新速度又很快， 因此法医学鉴定人的专业知识结构先天不足同时又老化很快， 常常不能适应鉴定工作的需要。 同时由于鉴定人的单纯医学学科出身导致其法学方面的知识严重不足， 而法医鉴定存在的前提和目的就是为执行法律法规服务， 在鉴定时难以区分清楚每一鉴定案件涉及的法律法规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和犯罪、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不能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必然常常会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范性要求，造成鉴定的失误。
三、我国法医鉴定管理机制严重缺位，不能保证鉴定结论法律公正性和科学性目标的实现。
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指导、 管理法医鉴定工作的职能一直没有明确的归属， 由此导致法医学鉴定机构多系统多层次设置，管理隶属关系不顺， 目前实践中拥有法医鉴定权的机构主要有以下四类：
1.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 审判机关各自设立的法医鉴定机构。
2.高等法学院校、 高等医学院校及某些科研机构内部设立的法医学鉴定机构。
3.司法行政机关设立的法医学鉴定机构
4.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0条的规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①
以上法医鉴定机构彼此独立、自生自灭、各自为政、守门户的无序现象，既造成了主体的良萎不分， 参差不齐，又易引发法医鉴定市场的不正当、不公正竞争。 多统多层次并存、相互分割和封锁的法医学鉴定组织体系，使法医学鉴定活动在实际上处于失控无序的状态， 无法进行统一的监督和管理。一方面不同系统、 不同层次的鉴定机构之间受理鉴定的范围不明确， 在司法实践中鉴定管理工作普遍存在着随意性，只要有送鉴的， 不管自己有无鉴定权，不管有无办案机关的委托， 也不管是否属于自己的管辖区域和是否有鉴定能力， 更不管是否进行重复鉴定，只要有利可图就来者不拒， 或者本应受理的鉴定业务随意拒绝受理造成当前法医鉴定工作混乱无章，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相应法律规定， 各鉴定机构之间相互扯皮，终局鉴定不明确， 导致鉴定结论相互矛盾冲突，必然使办案人员无所适从、难以采信， 造成案件久拖不决，严重影响了诉讼效率，对案件的起诉， 审理和公正裁决产生负面效应。
建立新型法医学鉴定体制的构想
一、 建立独立于公安司法机关以外的法医学鉴定体系
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内部的法医机构是为国家利益提供法医学鉴定活动的机构， 为了平衡社会公众利益与国家利益，保护社会公众诉讼民主的需求， 有必要建立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法医学鉴定体系。
在司法机关以外依法设立的法医学鉴定机构， 主要应包括政法高等院校、医学高等院校、 其他科研机构内部设立的法医学鉴定机构以及省级政府指定的医院内设立的法医学研究机构。 这些机构的存在能够使当事人具有选择鉴定机构或鉴定人的权利和灵活性， 从而降低了诉讼成本，保障了诉讼民主的实现。另外， 在司法机构以外设立的法医鉴定机构多为高等院校内部的科研机构，这些机构参与法医鉴定工作， 能够满足法医学鉴定力量不足地区的实际需要， 填补其法医学鉴定科学的空白，同时亦有利于法医学学科的发展和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
司法机关以外法医学鉴定机构的存在， 使我国法医学鉴定体制呈现“多元化”结构， 这种“多元化”体制能够避免鉴定机构的行政化与官僚化， 使法医学鉴定工作能真正做到“百家争鸣”， 在公平竞争中可能更好地提高法医学鉴定的总体水平， 从而使法医学鉴定结论的科学性目标得以实现。
二、取消法院内部的法医鉴定机构，保留公安、 检察机关的法医组织。
法院内部存在法医鉴定机构违反了事物发展的普遍逻辑，在司法实践中造成种种无法克服的矛盾， 不能确保实现法医学鉴定结论的科学目标， 不能严格的使法医学鉴定结论接受诉讼程序的检验。 在我国审判模式改革后，法院已不再承担收集证据和举证的责任， 其所属的法医鉴定机构对于审判职能的实现已无多少实际意义，取消法院内部的法医部门， 法官对鉴定结论的审查检验会比较独立的严格依诉讼程序办事， 对来自任何部门的鉴定结论会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 不会因照顾亲疏关系而有损司法公正， 这样法医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法律性要求将会得到最大满足。
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内部的法医组织的保留有着其客观必然性。公安、 检察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是国家的代表，其活动宗旨是维护国家和社会全体的利益， 在刑事诉讼中，他们具有共同的目标， 即为侦破和打击犯罪而努力。公安、检察机关内部设立法医鉴定机构， 是为了寻求科学的证据以认定犯罪事实， 从而准确的打击犯罪，同时也是提高办案效率， 保守办案活动中秘密的需要。
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的行使离不开专业鉴定人员的帮助， 尤其是在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中需要通过法医学鉴定活动服务的问题是大量的， 而且公安机关已建立起与这种需要相适应的力量雄厚的法医学鉴定队伍，取消公安机关内部的法医机构， 势将严重影响其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而检察机关法医鉴定机构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与公安机关相互制衡的需要， 因为在我国公安机关是一个权力十分强大的独立系统， 必须由检察机关加以遏制，以免其权力过度膨胀， 如果在保留公安机关内部法医机构的同时撤销检察机关内部法医部门的设置， 则必然会打破原有的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制衡机制。
三、 确立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法医学鉴定工作的管理机构。
将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法医鉴定工作的管理机构、 赋予其管理、指导、监督法医鉴定工作的职能， 在全国建立以司法行政系统为管理主体的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法医学鉴定体系， 从而实现法医鉴定管理的统一化和规范化。
首先， 要建立完善的法医学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通过严格的考试、考核程序， 使进入法医学鉴定队伍的人员在专业知识方面都必须具有精深的造诣， 从而保证法医学鉴定的科学性。在近期内， 司法行政机关可以在中央和省两级组织资深法医鉴定专业权威人士建立相应考评组织，对现有法医鉴定人进行考试或考核， 以确定其是否具有继续持有法医学鉴定工作的资格， 远期则应由中央司法行政机关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每年一次的法医学鉴定人资格考试， 考试合格的人员在进行相应培训合格后，由司法行政机关颁发证书， 建立国家或地区法医鉴定人员名册，实行行业化管理， 鉴定人名册在每年必行的业务考核后予以更新并通过新闻媒介等向社会公布，以便于办案单位或诉讼当事人从中挑选和对其工作进行监督。
其次，应建立错鉴追究制度。 法医学鉴定应仿效司法机关实行的错案追究制，建立错鉴追究制度。 办错案要赔偿，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鉴定错误，也应当赔偿，追究法医学鉴定人的责任。错误鉴定带来的错捕、错诉、错判，追究直接办案人员的责任是不公正的，由公、检、法部门承担错案赔偿也是不合理的， 只有追究做出错误鉴定的鉴定人员的责任才是公正的， 由做出错误鉴定的单位或机构赔偿才是合理的。 案件当事人因错误鉴定遭受的损失，可以向鉴定机关申请要求赔偿， 鉴定机关拒不赔偿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请求赔偿的诉讼。 由于做出错误鉴定的后果将直接由鉴定人或鉴定机构自己承担， 将会极大调动起法医鉴定人的责任感， 从而避免错误鉴定的产生。
第三，建立鉴定人出庭制度， 使法医学鉴定接受诉讼程序严格的检验。目前鉴定人出庭质证的极少， 这种状况应当改变，根据我国诉讼法的规定， 法庭开庭时，可以通知鉴定人到庭作证， 在法庭上就鉴定的事宜做出相关说明并接受案件当事人及其律师的质证和法庭审判组织的认证。 这既能体现鉴定人对其鉴定结论的负责，也能够增强法医鉴定工作的透明度， 这样的法医学鉴定结论经过严格的程序审查考验， 其科学性和法律上的公正性才能得到保证。
四、 对当事人的重新鉴定申请权的行使不应作出限制。
法医学鉴定结论的作为证据的一种， 必须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理论界有这样一种说法， 上一级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的效力高于下一级鉴定机构出具结论的效力②，这种说法无疑是错误的。 从理论上说，法医学鉴定的结果是一种客观真理， 不应该根据鉴定机构的级别高低来判断其质量， 实践中有的地方的确存在着哪个鉴定机构的级别高， 名气大就采用谁的倾向。在出现多种鉴定结论时， 法律对法院根据什么标准来采信并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在这种情况下， 法官应如何对待呢？ 有人以平衡保护当事人权利和诉讼效率为由限制重新鉴定的次数③，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我个人认为，在当事人对鉴定结论存在异议的情况下， 无论这种异议来自原告还是被告， 法官都应根据举证责任原则审慎地进行判断。如果提出异议方虽发现鉴定结论有疑点，但却无充足理由予以证实， 那么法官可根据庭审情况接纳该鉴定结论为证据， 如果提出异议方发现并证实了鉴定结论存在合理的疑点， 那么该当事人有权申请重新鉴定。新的鉴定结论作出后， 一方发现有新的疑点并可证实的，应允许其再次申请更新鉴定， 直至双方对鉴定结论均不能提出合理怀疑为止， 法官方可将其作出证据采用。
虽然这样的鉴定活动时间或许太长， 但我们应当考虑到诉讼的公正性和鉴定结论的科学性。我们应该相信法医科学的力量，相信法医学专家的良知和智慧， 他们一定有能力使当事人免受讼累之苦。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法医学检验的范围和深度也越来越广泛和精确，将为侦查和审判工作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④。 那种以平衡保护双方当事人权利和诉讼效率为借口限制当事人重新鉴定次数的做法， 无疑是对当事人诉讼民主权利的侵害。

　　参考文献
　　①《司法鉴定证出多门 规范运作刻不容缓》 《法制日报》2001.4.4 肖黎明
　　②《给鉴定结论开处方》 法医网 2001.2.16 杨进善
　　③《规范我国司法鉴定的思考》 法医网 2001.4.5 瞿建林 郭志媛
　　④《法医学》 356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赵医隆主编
人民法院机构设置及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研究（上）

2000年11月24日 14:11 王利明/姚辉

司法公正是我国法制建设的最重要的内容，而公正的司法制度是对受到侵害的人民权利给予救济的关键一环，也是实现社会公正、保障法律得以正确实施的最后一关。（注：王家福等《论依法治国》，载《法学研究》第18卷第2期。）按照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对我国司法机关从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到管理体制、诉讼制度、监督制约机制等各个方面进行必要的完善和改革，应该置于当前法制工作的首要位置。而这其中首要的突破，是法院的改革。

以下就人民法院机构设置及审判方式的改革谈几点看法。

一、关于人民法院的机构设置

众所周知，当前司法审判工作中最大的弊端是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裁判不公。任建新同志在1997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即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国法院工作取得了进展，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主要是：一些案件审判质量不高，特别是少数经济、民事案件裁判不公”。而导致裁判不公的原因之一是地方保护主义。从现实情况看，产生地方保护主义，尤其是致使在民事、经济审判中地方保护主义发展、蔓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少数法官将审判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曲解为替本地区的经济建设服务，或者由于收受本地当事人请吃送礼等而未能做到严肃执法、秉公裁判；二是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出于维护本地区利益的考虑，干预民事、经济审判，要求法院照顾本地一方当事人，法院则难以抵制地方党政领导的压力。（注：参见李浩《论改进管辖制度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载《法学家》1996年第5期。）审判实践中常见的是各级地方领导从维护本地法律关系主体以及地方的特殊利益的目的出发，在执法活动中置国家法律及案件事实于不顾，偏袒本地当事人，损害外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法院的审判工作横加干预。就某一案件的审理过程而言，从是否受理、由谁审理，到如何审理（比如公开还是不公开）、判决还是调解、判决后如何执行等，各个环节都有可能遇到来自法院内外方方面面的指令。其结果，一方面是法院执法严重不公，比如对外地当事人起诉的案件不及时立案，对跨地区的涉及本地当事人的案件则争夺管辖权；随意地追加外地当事人为诉讼当事人并判令其承担责任；对外地司法机关的工作不予配合或予以刁难，对外地当事人胜诉的判决不予执行或消极抵制；等等。另一方面，某些素质较差的法官则以地方保护主义为保护伞，徇私枉法，处处为本地当事人开脱责任或谋取利益，任意曲解法律，歪曲或掩盖事实真相，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单纯维护本地当事人的利益，同时也用以换取个人的好处及非法利益。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猖獗，导致现实生活中当事人不敢在外地起诉和应诉，有时即使侥幸胜诉，也无法使案件判决结果得以执行，“赢了官司赔了钱”，法律的严肃性因此受到极大破坏；而争管辖现象愈演愈烈，亦使司法的统一性遭到质疑。

这些现象的存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孕育发展是极为有害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一场深刻的法制改革，为了防止市场经济的自发和消极作用，必须造就新的市场经济法律秩序。与计划经济不同，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必须符合市场的统一性、自由性、公正性、竞争性和市场的可控性等条件（注：参见任建新主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法律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04页。）。而要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性，首先要求全国市场经济活动遵循统一的法律、法规，严禁人为设置壁垒和障碍，导致市场被人为肢解分割。要达到市场的公正性，首先要做到法制同一，即一切市场参加者，在市场经济中应遵守同样的法律法规，不容许有同一行为因行为者或行为地不同而服从于不同法律规则的情况存在。（注：参见任建新主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法律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05页。）地方保护主义的发展蔓延，必然损害了法律的公正性，并使审判权成为可与当事人进行交易的对象，长此以往，徇私枉法、滥用审判权现象将不可遏止。统一市场将被分割和垄断，（注：参见李铁映《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载《法学研究》第19卷第2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不断蔓延升级的民事、经济审判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正日益严重地破坏法制的统一，亵渎法律的尊严，损害法院的形象，动摇着人民群众对共和国审判制度的信赖。如果不能迅速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经济审判工作就无法真正负担起服务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统一的全国性大市场的建立也会因此而延宕。（注：参见李铁映《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载《法学研究》第19卷第2期。）

解决上述现象的根本措施之一，是保证司法公正，自上而下建立健全一套合理有序的司法审判系统。为此首先需要从人民法院机构设置上建立一套保障司法公正的机构体系。我们认为，所谓机构设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各级法院的设置；二是法院内部机构的设置。

（一）法院的设置

目前，我国的法院除了各专门法院及军事法院的设置外，主要分为四级，即基层、中级、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按行政区划设置的地方各级法院，实行的是块块领导，司法管辖区域从属于行政管辖区域。除最高人民法院是由中央设置并由中央财政拨付经费外，其他各级人民法院都分别由各级地方解决其人财物。尽管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但这仅是就其业务或职责而言的，至于法院的组织关系、人事管理、办案经费、物资装备等方面，则均由地方负责。虽然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但这种纯粹业务上的监督关系，在与人、财、物三权分离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往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比如，在法院的人事管理方面，现行的法官管理体制延用的是地方主管、上级法院协管的传统干部制度。法官制度是干部人事制度的一部分，法官级别等同于行政级别。虽然法官的产生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但法官的资格、待遇、职极、晋升、奖惩等方面，则是按国家行政干部进行管理，实行的是干部职务系列等级制，即科员、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局、正局等。这种体制对于专业性要求较高的法院来讲，显然是不够科学的。个别基层领导从未学过法律或从事过司法工作，但为了获得诸如副县级、副地级、副省级之类行政级别上的安排，亦可经由上述体制进入法院，成为法院各项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更重要的是，由于法院一般干部本来就属政府人事部门管理，这便使地方行政长官实际握有法院干部的升迁选拔大权。

法院现行的经费管理体制则更是产生和助长地方保护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目前的经费管理体制中，法院本身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团体利益结成了相互依附的“锅与碗”关系。法院吃拿地方财政这碗饭，就难以摆脱自我保护的本能要求及其与地方的感情纠葛。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保护主义，实质上也是自我保护主义。（注：参见《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纵横谈——全国法院系统第六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页。）

要改变这些状况，必须从人财物三方面真正实现法院的独立，进而摆脱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

在法院的人事管理体制上，自1995年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相继成立了法官考评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举行了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的全国统一考试。这些作法，对于现行法官制度的改革，对于法院人事制度的科学化、法制化管理，具有重大而积极的意义，同时也为今后的深化改革开辟了道路。我们建议，应当废除目前仅凭领导意志与好恶决定而后报人大任命的形式考核任命法官的作法，应当在目前工作的基础上设立与各级地方行政部门相分离的专门的法官考试与选拔中心，由其通过考试为各省市任命法官，而高级法官则一律由中央司法考试与选拔中心任命。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法院自身的垂直领导，首先从人事上脱离地方各级的束缚。取得法官资格，不管是初级法官还是高级法官，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通过考试和考核，把政治品德、法律知识、文化素质高，忠于人民、廉洁奉公、主持正义，必要时敢以身殉职的人选拔到机构中来。（注：刘海年《依法治国：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新的里程碑》，载《法学研究》第18卷第3期。）使法官资格的取得及晋升体现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不辱法官的光荣称号与使命。（注：《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纵横谈》，第394页。）其实，中国自古即有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传统。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尽管有许多弊病，但其进步意义在于，它能通过考试将社会上合格的人才吸收到政权中来。如果我们没有对司法队伍的资格考试，就难以避免一些庸才滥竽充数。（注：王家福等《论依法治国》。）从国外经验来看，与中国现行法律制度体系具有更多渊源的大陆法系各国，都设立了针对那些选择法律职业的大学毕业生的司法培训或司法考试制度。例如在日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这三类主要法律职业者的研修统一到隶属于最高法院的日本司法研修所中进行。任何一个打算从事法律职业的大学法科毕业生都必须参加淘汰率高达97%的国家司法考试，成功者作为“司法门徒”进入研修所进行为期两年的司法研修；研修结束后还需要经过一次考试方能开始其各自的职业生涯。由于极其激烈的竞争和极高的淘汰率，从而更提高了法律职业的价值。（注：参见贺卫方《法律教育散论》，载《湘江法律评论》（第一卷），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在我国，通过统一考试而选拔法官也是十分必要的。

在财力和物力方面，目前体制的最大弊端，是无视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特点，将其与行政机关一样采用地方经费包干。由于法院经费没有从行政经费中独立，经费的项目和标准也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因而各地法院经费只能依赖地方财政提供，导致法院在财政上过多依赖地方。对此，我们的建议是要增强各地上缴中央的财税，由中央财政作为专项支出，对司法部门的经费实行单列，由中央财政统一预算，逐级专项下达，用于各地法院。如果实现法院经费的单列及统一预算，对诉讼费等实行统收统支，不再借手地方财政，必将使法院真正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斩断地方保护主义滋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及财政体制的全面独立上，可选择司法区域的独立为改革的突破口。所谓司法区域的独立，即改革现行的按行政区划设置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体制，使司法管辖区域不与行政管辖区域重合。（注：王家福等《论依法治国》第470页。）考虑到法院的重新设置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有关方面应当设计一个较长的规划予以通盘考虑。作为过渡性安排，可先在几个大区设置若干个最高法院的派出机构（这种机构类似于美国的巡回法院，在设计上可借鉴其作法）。这种机构的设置，首先可将许多民事经济案件的审级提高，比如在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可提高至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而二审审理的可提高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派出法院审理。其次则可提高诸如死刑复核程序的级别。而提高死刑复核程序的级别也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从长远看，最好的办法还应是设立法院系统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

（二）法院内部机构的设置

法院现行的内部管理体制大体是：人民法院正、副院长构成院级行政领导层。案件的审理，由法院内部的各审判业务庭完成，庭长是主持审判业务庭工作的中层负责人。法院内部集体领导审判工作的组织机构是审判委员会，具有对重大疑难案件的讨论决定权。合议庭和独任庭则是人民法院具体承办案件的审判组织。除基层人民法院审理一审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独任制外，中级以上的各级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审理非简单的民事案件均适用合议制，即由三人以上单数的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审判民事案件。应当说，这套机构设置的模式是基本符合我国的国情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多数在于机构内部的运作上。

1.审判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但目前的状况是，审判委员会权力过大，在一些地方法院，不仅重大疑难案件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就是一些普通案件，也往往提到审委会去讨论，由此产生了如下问题：

(1)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们不一定都是民事、经济审判方面的专家，更不会都是这方面的业务主管，他们对民法理论及民事经济审判并不是都具有专门研究。针对所讨论的案件，仅仅只是靠听汇报或看材料就提出处理意见。民法学本身是博大精深且专业性极强的理论体系，尤其是一个复杂的民事案件，动辄卷宗上千页，证据数十个，单靠短短数十分钟的汇报，何以窥得案件全貌。指望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们如此匆匆浏览加讨论就对所有案件给出科学公正和合理的解决，岂非天方夜谭！

(2)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真正落实公开审判制度。而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只是凭听取有关人士的汇报，委员们根据汇报发表各自的意见，这就难以全面了解当事人双方各自的证据和理由。大量民事经济案件均由审委会决定，与公开审判的原则及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3)某些法官为偏袒一方当事人，往往把案件甩给审判委员会，并以带倾向性的汇报影响后者，使其作出对己有利的决定。这样，体现个人私利的判决，可能经由集体决议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有可能歪曲了审判责任制。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审判委员会应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但我们认为，在民事、经济案件的审理上，应尽量限制提交案件的条件及数量，使审判委员会将工作重心放在总结审判经验上。而不应过多地处理民事、经济案件。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处在创建的初期，新的问题、新的纠纷类型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需要及时总结审判经验，从而有效地指导法院的审判活动。事实上，总结审判经验正是审判委员会法定的首要任务。当然，应当看到，在面对某些行政干预太多的案件时，将案件提到审判委员会去讨论，可以免去审判人员的麻烦和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无疑是为法官树立了一道挡箭牌。但这也只能作为特殊的情况来考虑，总的来看，审判委员会还是应将重心放在宏观的审判工作指导及经验总结上，即使是对具体案件的指导，也一定要严格限制于重大、疑难案件。另外，即使是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过的重大疑难案件，也应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2.业务庭及业务庭负责人